針對朝鮮（核）問題，過去三十年之間，韓國一直要求中國的“建設性的角色”，中國也有說要做“建設性的角色”。但中朝關係的特殊性決定的現實使得韓國方面漸漸失去了對“建設性”的“中國角色”的信賴和期望。
過去韓國政府，考慮與中國的“戰略合作”以及雙方“權力非對稱關係”的現實而採取“扈從（bandwagoning）”多於“抗衡（balancing）”的對中國政策，以保持避險而想爭取支持，而且一直“全面關注和竭盡全力”。但是，雖然建交以來三十年的韓國和中國關係，已經非常明白呈現經濟社會關係的“夥伴合作”是成功的，但向“戰略合作”的“溢出效果”目前為止證明為非常有限，自然兩國之間建構主義所強調的“身份認同”或“文化認同”難以進一步發展。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和韓國民間的交流和友好關係或互相認同的水準，可能遠比政府或政治當局層次的關係為高，這也是可以高興的事實。
文在寅政府考慮“薩德問題”選擇的模糊“扈從”方式給予中國承諾“三不”，相反與美國的關係上施展比較明示的“抗衡”模式，到任期到尾，還是得不到中國或美國給予文在寅政府所期望的對“朝鮮問題”的“戰略合作”的結果，反倒帶來韓國國內的安全憂慮和“屈從而生出反中”的爭論，韓美關係和韓中關係都處於不太圓滿的情況。
新當選總統的尹錫悅說重視“國格外交”、加強韓美同盟，加強與中國合作與相互尊重，但“要說明白”等，其意思，就是要認清前任文在寅政府在承諾韓中“權力非對稱關係”之下採取的“扈從”為基調的雙方關係框架問題的嚴重性，要回復“國格”，雖然不一定要選擇“抗衡關係”，但也不要毀損“國格”的“模糊”的“扈從”政策。新政府在與中國的友好交流為主流的“合作夥伴”關係路徑不會改變，但是，如果朝核導彈問題上目前的情況持續下去的話，尹錫悅政府在“戰略”議題上面，與中國表示“尊重”，但一些“抗衡”難免有可能，其中包括尹錫悅在競選期間表示的“毀損主權問題”的“三不”議題，也就是薩德、韓美日合作等議題。
這是韓國和中國當局都不願看到的結果。“戰略合作”順利，還是看雙方的外交智慧和如何選擇路徑。中國方面也深刻權衡對朝鮮和朝核導彈議題上的“戰略合作”問題，如何與美國和韓國合作，如何最終圓滿解決，又如何保證朝鮮安全，又如何確保中國的面子和中朝關係以及中韓關係，又如何幫助南北朝鮮關係等。比如，1970年代中美關係改善和發展過程當中，中國與美國如何妥協“台灣問題”以及中國如何發展兩岸關係的歷史經驗，以及美國施壓台灣放棄核武器的開發歷史等，那些過去“台灣問題”有關的中美妥協合作議題，其中可能有些找到竅門的線索，當時的妥善模式和接近路徑，可適用突破目前朝核導彈議題以及中美合作上的硬結。
在中韓之間“非對稱權力關係”非常明白的情況之下，手裡選項多的還是“大國”的中國，“弱小方”或說“中等強國”的韓國，特別在中國和美國“大國關係”的矛盾嚴重之下，選項非常有限。可期望於中國強調的“構建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係”理論，也就是“以合作取代對抗，以共贏取代獨占，不去搞零和博弈和贏者通吃”那一套的理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