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勢”是構成一個必然性概念出現的，見之於現况的局勢，它造就一種客觀約束性，限制了身處局勢之人的選擇性空間，見之於歷史的趨勢，它意味著一種必然性實現，在構成現實與過去的局勢內部，推動現况朝向趨勢的自發性演進。歷史必然是張弛、伸屈、治亂、抑揚等張力之交替，這並非任何形而上學原理體現在時間上加以必然實現的作用產物，而是服務於進程的內在需要所產生的必然現象，因為其中正在其作用的正面或者負面因素，注定將走到盡頭，而與之互補或對立的因素便會取而代之。整個進程是作為一種必然性，作為現况的一種內在性，在進程的演進中自發實現自身，任何抗拒則是徒勞的。
構成一種生成性的“勢”，在生成變化的每一個階段，都有一種作為調整的力量，該力量使得人們針對於“勢”之演進所訴諸的手段，構成一種有作用力的配置。總的配置的原則是，順應這一客觀必然性之“勢”的自發演進，利用事態之推進中的趨勢，讓內在於現况中、構成“情勢”所提供的布置自行實現，並助益於這一自發性進程的合時合宜，而“時間”構成了最關鍵的歷史因素，被操作者加以體認與內化。王夫之認為，在順應交替作用的趨勢邏輯而言，存在兩個普遍的道理，引以為定力與耐力的錨定：
配置一：任何變化發生改變之後，要順應此種變化，需站穩與保持定力。
（必物之從而後所為以成。）
配置二：發生改變之前，需避免過度作為，避免過度的現象因物極必反而造成反向的過渡。（大張之餘，必仍之以弛；大弛之餘，必仍之以張。）
由是，在“勢”的自發性演進中，是“天助人”，人也需自助，但自助須建立在對於“勢”之演進趨向的順應之上。所以，當“勢在必得”而有利於己之時，人理想條件下應不做任何干預方為智慧，該智慧能使得“勢”的自發性演進發揮最大之效力。任何不平衡之發展本身終將衰退，因趨勢如往一方向發展，到了極致則必定產生“逆轉”以成全最終的“交替”，故如果懂得這個客觀到了必然逆轉之地步，即因所有負面因素消解殆盡，而完全轉向正面之方向時。人可以以最小干涉力之代價與成本，將情勢借助逆轉之機制，引入有利於己之新方向，從而有效重構作為現實的“現况”。事情自然而然的來臨之時，我們便能從現况內最佳的條件取得能力，藉由“勢”的自然流程，成全自身的目的實現。因而，對於“勢”的把握是第一本位，而人力主要立基於，順應“勢”的變遷之上，所具有的“等待的智慧”，訴諸一種耐力與定力。
如果將“勢”的分析引入台灣問題，助益於人們更好地理解現况的邏輯進程與趨勢發展。台灣問題是處於兩個“三角互動”之內的，就國際面向而言呈現出“中美台”三方的互動，而就兩岸面向而言呈現出“共國民”三黨的互動，兩個三角的總體互動進程，決定台灣問題的深度、廣度與進展之所在，而前一個三角重心在於“中-美”，後一個三角重心在於“統-獨”。因此，對於現况及其內在趨勢的理解，立基於兩個三角內部所藴含的“勢”之把握上，對其作“勢”的提煉助益於更好理解現况的內在，與情勢的未來趨勢，並錨定自身的干預所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