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價值對立化
西方對“認知戰”相關概念的設置和運用本身具有一定的意識形態偏見，自己慣用“認知作戰”，卻常常指責中國、俄羅斯等是“認知戰”的發起方，聲稱“民主國家社會更為多元，所以易於成為認知作戰目標”，完全無視自身多年來致力於利用社交媒體等平台在全球發動“顔色革命”的事實，將認知作戰的受害者限定為所謂“民主體制”。但總體而言，西方仍將“認知戰”視為一種戰爭理論或衝突模式，並未完全排除其工具理性色彩。相比之下，台式“認知作戰”基本拋棄了工具理性，在民進黨當局運用“網軍”已盡人皆知的背景下，不顧台灣當局長期污衊和攻擊大陸的事實，把大陸惠台政策、對台宣傳等一概列入對台“認知作戰”行列。民進黨當局一方面全面管控島內輿論，另一方面強行渲染“境外認知作戰攻擊越來越強、無孔不入”。如此話術，極具“雙標”色彩，但卻在“民主”“自由”等價值色彩的掩蓋下持續放大，最終淪為台灣當局政治需要而量身打造的名詞和強化“綠色獨裁”、扼殺兩岸交流的借口。
三、台式“認知作戰”的影響分析
台式“認知作戰”體現了“認知戰”在強化意識形態領域對抗的固有特徵，且運用範圍、目標指向更為廣泛，即：將島內民眾作為重點對象，推進“大內宣”的同時，還將大陸民眾和國際社會納入其中，試圖藉此影響各方觀念、思維與行為，為台灣當局強化對內掌控、破壞兩岸關係和博取國際支持提供關鍵支持。
（一）成為民進黨當局鉗制輿論的慣用話術
受島內長期“去中國化”政治氛圍影響，台灣主流媒體綠化傾向明顯，為數不多的偏藍或中立媒體也遭到民進黨和島內綠營的污名化和政治打壓。近年來，隨著“認知作戰”標簽的廣泛運用，又帶動了對島內媒體的新一輪敲打和圍剿。如2022年4月，台灣《聯合報》報導了美國聯邦參議員格雷厄姆赴台強行推銷波音客機的相關消息，被台灣當局“國安局長”陳明通“嚴重懷疑”是“認知作戰”。台灣華視在發生誤報“大陸攻台”事件後，民進黨“立委”也指控其為“認知作戰破口”，存在“有心人士”配合大陸，為“侵入台灣媒體系統”試水的可能。即使是屬於綠營媒體的“三立”、“美麗島電子報”等，也因為曾派員參加海峽媒體峰會而遭到“受紅色滲透”的質疑。在社交媒體領域，台灣當局也以反制所謂的“認知作戰”為借口，大肆打壓與大陸或與島內競爭對手合作的網紅群體。陳明通聲稱，大陸培植台灣網紅對台實施“統戰”，“就是中共操作的認知作戰”。島內一些親綠學者也極力給部分網紅打上“配合大陸認知作戰”的標簽，甚至將主要收入來源於支付寶與微信支付作為給後者“定罪”的證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