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伯江表示，日本對華政策正是體現“新時代現實主義外交”的典型。具體而言，有兩個層次的意涵：首先，“現實主義”意味著在對華外交中要強調主體意識、戰略意識以及手段的多元化。當然，從國內政治、黨內政治角度來看，特意加上“現實主義”也是岸田為了淡化作為“宏池會”傳人的自由派標簽，以此尋求黨內最大公約數。其次，“新時代”包含著非常豐富而復雜的形勢研判內容，比如面對中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如果陷入一個完全敵對的日中關係，那對日本而言是不可想象的。而且，中日合作經過邦交正常化50年的持續發展，已經形成了非常深入、相互滲透的利益紐帶。尤其是在疫情之下，合作為雙方所必需，徹底脫鈎是不符合雙方利益的一種選項。可以說，“新時代”一方面決定了中日之間的矛盾點、對抗性會增加，但同時也決定了雙方不能陷入“有對抗、無對話，有競爭、無合作”的狀態。日本對華政策的兩面性也體現在此次藍皮書中，比如日中關係“不僅對雙方來說十分重要，對地區及國際社會的和平與繁榮也很重要”。日本在“主張應該主張的”、要求中方“採取負責任的行動”的同時，需要與中國攜手解決共同的課題，通過雙方努力構建“建設性的、穩定的日中關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