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記者：有觀點認為，部分在內地學習的香港青年回港後，反而在某些方面會受到歧視。您認為，特區政府應如何利用好這些人才？
蘇暢：我身邊確實有許多“內地港生”胸懷大志，希望投身政府，加入公務員體系，但卻由於特區政府對內地學歷背景的刻板認知，導致產生了“只問出身，不問能力”的迷思，最後幾乎沒有一人可以實現個人理想。這種“懷才不遇”的情況，令人感到惋惜。事實上，隨著國家實力日漸提升，內地高校的師資配套、教學能力、科研水平、國際口碑等各方面都與日俱增，內地學歷在香港社會的認受性也比十年前提高不少，但如果依然因為既有的桎梏與刻板印象，而標籤化甚至歧視“內地港生”，這無異於固步自封、劃地為牢。
我認為，“內地港生”的身份具有很好的聯繫和溝通作用，可以促進香港青年和內地同胞彼此之間的互相理解和交流，對於改善內地與香港關係的作用巨大。他們在香港的成長背景和社會網絡，加上內地的求學經歷與見識閱歷，可以為香港的良政善治，以及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提供重要的動力和能量，再適逢香港開啟“愛國者治港”新篇章的大好時機。我深信，在未來“內地港生”大有可為。
五年“北漂”讀博生涯豐富了個人成長
中評社記者：我們知道，您剛剛獲得清華大學博士學位，在此特別表示祝賀。能否請您和我們談談，相比在香港上學，您在清華大學攻讀博士的這段經歷有什麼不一樣的特別體會？
蘇暢：由於我的本科和碩士都是在香港完成學業的，因此相比起在香港上學，我在北京的求學經歷則更加顯得豐富飽滿，甚至可以用“多姿多彩”來形容我這幾年的個人成長和多元發展。
回首這五年的博士生涯，我在求知識和長見識等方面都有很深刻的經歷和體會。第一，在“求知識”方面。我在清華學到了許多畢生受用的理論和技術，打下了更加扎實的學術基礎，鍛煉了更加突出的科研能力，對於我一直從事的社會調查與政策研究工作大有裨益。在這段時間裡，我參與了不少研究課題，包括作為清華大學國家高端智庫重點課題的主筆，研究香港群體身份認同的互動塑造機制；也作為“香港特區政府駐京辦研究員計劃”課題組的副組長，研究在京高校港生前往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意向。這些研究經歷，對於我選擇以群體身份認同理論作為切入點，研究內地與香港關係，並完成博士論文的撰寫，都提供了重要的啟示和經驗。
第二，在“長見識”方面。五年的“北漂”生涯，讓我有幸能積極投身於各種社會實踐與活動去豐富自身見聞，開闊視野。比如在2018年暑期，參加了中國城市治理調查（CUGS），這是一個全國性的大型社會調研項目，我擔任華南地區的督導員，負責調查員的培訓、統籌和調查監督工作；在2019年暑期，我以實習生的身份，在故宮博物院的經營管理處工作，讓我對於歷史文化、創意產業的推廣宣傳有了更多的瞭解。同時，在日常生活中，我亦參加了各類在京的交流、拜訪和座談活動，包括2019年的紀念五四運動一百周年學習交流團、2020年的“與國同興”內地高校港生交流團、2021年的港區全國人大和政協委員與在京港生座談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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