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21世紀後，快速發展的中國經濟成為亞太乃至世界經濟的引擎；同時，一極獨霸的世界格局也開始向一霸多極轉變。在此形勢下，美國已經從日本經濟的扶持者變為競爭者——“繁榮路線”的一個重要條件已然不在；而美國對日本的索取——尤其是在反恐和維護亞太霸權方面——卻不斷加碼，使得“綁定美國”的代價越來越大。昔日相輔相成的“保守本流”和“保守旁流”現在變得互相矛盾：要恢復經濟繁榮，就必須同美國競爭，但“綁定美國”卻成為日本與美國競爭的桎梏。
2006年9月，52歲的安倍成為日本歷史上最年輕的首相。安倍在任期內首訪中國，之後又出訪印度和東南亞等國。如此“積極外交”表明，安倍已經開始踐行其走出“戰敗陰影”、展現日本是一個“美麗國家”的構想。
2012年12月，“豹變”的安倍再次出任首相後，立即開始其“奪回日本”策略。針對日本安全利益與經濟利益的錯位：安全靠美國但經濟卻與中國密切關聯，安倍提出“政經分離”政策。到安倍卸任時，日中貿易額一路上揚，而日美貿易額不斷下滑。更具深遠影響的是，安倍為“奪回日本“不遺餘力地推動“國家正常化”運動，其目的就是要使日本徹底走出“戰敗陰影”，擺脫“戰後體制”，進而建立（奪回）一個經濟、外交、防務上全面正常化的“強大日本”。為此，安倍三管齊下：第一，強化安保體制；第二，推動修憲，“制定自主憲法”；第三，開展“俯瞰地球儀的外交”。安倍利用特朗普拋棄TPP、大搞單邊主義的機會，達成了二戰以來日本首次主導的兩個重大外交經濟協議：《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和《日歐經濟夥伴關係協定》，使日本在“國家正常化”上邁了一大步。
安倍的“奪回日本”戰略完全打破了自民黨恪守了幾十年的“保守本流”和“保守旁流”的戰略格局，以推動“國家正常化”為政策主軸，希望通過“奪回日本”來充分釋放日本強大的競爭力，進而重建“繁榮”。然而，安倍的最大阻力恰恰來自美國。美日安保條約的首要目的是要控制日本。美國越是依賴日本來維持自己在亞太以至整個世界範圍的霸權，就越是要管控住日本。畢竟，如果失去了對日本的控制，美國二戰以來在亞太地區打造的安全構架就失去了“基石”。
於是，自2014年克里米亞事件後，安倍在美國的強大壓力下，不得不放棄“拉攏”俄羅斯的外交政策，跟隨美國制裁俄羅斯。其結果，日本同時與中俄兩個大國作對，極大地惡化了日本的安全環境，迫使日本更加依賴美國。但安倍顯然心有不甘。近年來不斷在台灣和南海問題上挑事，企圖“一石三鳥”：一是暴露和激化中美之間最根本利益衝突；二是激發日本國內的民族主義情緒，擴大對“國家正常化”、尤其是強化安保的社會支持；三是凸顯日本在“印太戰略”中的關鍵作用。如此無非是想火中取栗，推動日本“國家正常化”的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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