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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7月16日，北京中醫醫院兒科，一名醫生自制圖板向家長介紹兒童貼“三伏貼”的位置。（來源：新京報） |
中評社北京7月30日電／網評：放鬆入院限制，讓兒童藥用得上用得起
來源：新京報 作者：梁嘉琳（價值醫療顧問專家委員會秘書長）
近日，國家衛健委、國家中醫藥局印發《關於進一步加強用藥安全管理 提升合理用藥水平的通知》。通知首次提出，遴選兒童用藥時，可不受“一品兩規”和藥品總品種數限制，增加用藥範圍，促進精準用藥。
這是國家首次為單一治療領域的用藥取消行政化的用藥限制，不僅有望改變兒童藥進院難、處方難的“兩難”處境，也利於進一步加強用藥安全管理、提升合理用藥水平，保障醫療質量安全和民眾的健康權益。
兩項限制令兒童藥處境“兩難”
目前，造成兒童藥進院難、處方難的兩項行政限制，首先是“一品兩規”。該項行政限制起源於原國家衛生部印發的《處方管理辦法》，規定醫療機構購進藥品，同一通用名稱藥品的品種，注射劑型和口服劑型各不得超過2種。
另外就是藥品總品種數限制，俗稱“品規”，是據原衛生部辦公廳規定，在公立醫院績效考核的指標中，三級醫院不得超過1500個，二級醫院不得超過1200個。
其中，《處方管理辦法》實施至今已超過15年，老版本公立醫院績效考核的指標延續至今也超過10年。而其出台背景，都是為了限制醫院過度用藥，防止“大處方”造成藥害事件。
在不具備豐富監控手段、強力問責措施的粗放式管理階段，破解“以藥養醫”只能從限制藥品使用下手。無論是限制抗生素濫用的“限抗令”，還是後來被虛化的、針對醫院收入的“藥占比”等考核指標，遵循的都是這一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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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一品兩規”，《處方管理辦法》雖也設置了“特殊診療需要使用其他劑型、劑量規格藥品”的除外條件，然而，在一些地方“一刀切”的執行下，叠加部分公立醫院自身的創收動機和政績要求，很容易從過度醫療滑向另一個極端——醫療不足。
即便符合醫學指南、臨床路徑，一旦某款藥品超過“一品兩規”和品規限制，該進的醫院進不去、該開的藥開不了，該治療的疾病就會被耽誤。這不僅引發患者權益受損，更容易造成醫患衝突。
兒童藥就是名副其實的短缺藥。在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批准的3500 餘種化學藥品制劑中，專供兒童使用的僅60多種，占比不足2％。究其原因，有研究表明，兒童藥品的定價相對偏低，藥品銷售情況對制藥廠家激勵不足。
尤其是，對於一些常見慢性病，如果大部分成人藥品種都要匹配對應的兒童藥，那麼兒童藥“軍團”很容易就會遭遇醫院的“一品兩規”和品規限制，進而導致兒童藥進院難、處方難。
“一刀切”行政化限制亟須改革
今年，兒童藥趕上了好時候。
國家衛健委開始探討在國家基本藥物目錄之下出台“兒童版”目錄，國家醫保局也在新一輪醫保目錄調整中為兒童藥設置了單獨的申報通道。6月，全國人大常委會更是召集相關部委，專題審議了兒童健康促進工作。
如何確保兒童藥用得上、用得起，因此再次為社會所普遍關注。而此次明確取消對兒童藥“一品兩規”和品規限制，則是為解決兒童藥“兩難”問題邁出了關鍵性第一步。
為此，有關部門應全面審視“一品兩規”和品規限制的可持續性，全面權衡各類“一刀切”的藥品限制政策的獲益與損失。＜nextpage＞
一方面，要考慮到政策的可替代性，畢竟十多年過去了，遏制過度用藥的政策工具已經非常豐富。而隨著公立醫院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我們也需要引入更多精細化、人性化的政策工具。
如各級醫保局通過飛行檢查，加大對藥械廠商與醫院醫生合謀騙保的打擊力度；各級衛健委也要求大部分公立醫院安裝合理用藥監控系統，通過大數據審核每一筆處方的合理性；國務院醫改領導小組更是深化醫保支付方式改革、醫療服務價格改革、公立醫院薪酬制度改革，力爭讓公立醫院形成合理診療、不願腐敗的內生動力等。
另一方面，也要充分考慮到政策的“副作用”。如果“一刀切”的藥品限制政策不改革，還會有抗腫瘤藥、罕見病用藥等其他救命藥出現短缺。
實際上，受目前公立醫院次均費用等績效考核指標限制，一些獨家品種且臨床急需的用藥也已經出現了進院難、處方難問題。
如果說，在患者最終選擇自費的情況下，部分兒童藥好歹還能在醫院外的社會藥店使用；那麼，部分罕見病等重症治療藥物基本則只能在醫院內使用。醫院渠道一旦被堵塞，就意味著患者完全無藥可用。
當然，“一刀切”地限制藥品使用不合理，“一刀切”地放開藥品使用限制也不合理。為瞭解決老問題，不能製造出新問題。
比如，放開兒童藥“一品兩規”和品規限制，在新版《醫師法》放開醫師“超適應症用藥”的前提下，可能造成其他用途藥品“搭便車”的行為。因此，此次通知就明文規定，僅限於藥品說明書中有明確兒童適應症、兒童用法用量的藥品。
此外，在各類“一刀切”的藥品使用限制政策退出歷史舞台的過程中，還要嚴格監控各醫院、各科室、各醫生真實發生的處方量，謹防過度用藥反彈，最終陷入“一管就死，一放就亂”的循環，令民眾健康安全受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