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圖片來源：文旅中國 |
中評社北京8月22日電／《江蘇藝術評論》近日刊發中國藝術研究院戲曲研究所所長、中國戲曲學會會長、研究員王馗題為《羅周的創造與“浣紗記”的當代改編》的評論文章，全文如下：
昆山當代昆劇院從2015年成立以來，即被昆曲愛好者美稱為“昆昆”，以《梧桐雨》《顧炎武》《描朱記》《崢嶸》等原創作品為代表，一路走來，年年有好戲，年年有創意，像一個初生的孩子在不斷地調適中倔強地成長著。作為新世紀以來昆曲藝術傳承保護的重要現象，“昆昆”的成長不但為國家層面的昆曲劇院團，增加了一個極具生機的新力量，而且也以鮮明的“當代”立場，為昆曲傳統進行創造轉化開辟出新的發展路徑。
“昆昆”的當代性，在《浣紗記》中展現得頗為鮮明。《浣紗記》是“昆昆”在2021年第八屆中國昆劇藝術節的閉幕大戲，也是羅周為“昆昆”編創的第三部作品。作為當下中國戲曲最具活力的劇作家，羅周以嫻熟的創作手法和天才的題材開掘能力，為當代劇壇獻上了數量衆多的藝術精品，特別是在昆曲創作領域，她以深厚的古典文學功底和熟練的昆曲曲牌寫作高度，引領起昆曲創作回歸曲牌體文學的傳統中。《浣紗記》標為“改編昆曲”，其創作因昆山梁辰魚編撰昆劇首本名劇而起，自然有致敬優秀傳統的深意；但該劇卻是純粹的原創作品，羅周追步前賢而別出機杼的藝術雄心蘊涵其間，最能展示當代創作者面對優秀藝術傳統時的創作深意。
梁辰魚創作的《浣紗記》是明代昆曲藝術革新後的首部奠基作品，劇作保持了傳奇雙綫結構的固有寫作方法，用男女主人公引出“家”“國”闊大的歷史生活圖景，既聚焦歷史人物的私人情感空間，也凸顯歷史事件中王朝興亡經驗，雖然劇情涉及到春秋時期吳越兩國的政治，顯得有些蕪雜，但卻將西施、範蠡的情緣故事置放在興替交迭的吳越政治博弈中，顯示出生命與社會歷史時空中的感嘆與思考。因此這部作品創作成功之後，有所謂“吳閭白面冶游兒，爭唱梁郎雪艶詞”的盛譽，而《打圍》《寄子》《采蓮》《游湖》等折子戲傳演至今，而一曲【醉太平】“長弓大刀”甚至成為昆曲入門者最先修習的同場曲，顯示出了這部作品在昆曲發展和傳承中的重要作用。
羅周改編創作的《浣紗記》不是對傳統《浣紗記》的摘錦集秀，形成經典折子戲的串本演出；也不是從原劇結構中條分縷析，形成一人一事的叙述形態，而是在尊重原作已有關目的基礎上，將原劇所涉的綫索結構和人物關系進行重新的創意翻新。在這部作品中，羅周選取了原作十多出的情節內容進行創編，用她慣用的“四折”與“楔子”的編創手法，通過“盟紗”“分紗”“辨紗”“合紗”四折和“別越”“進姝”“賜劍”三個楔子，實際形成七場戲的規模，集中地濃縮了原劇對於“家”“國”的故事情節。所謂的“家”，主要以西施與範蠡的情緣為主，側重於男女主人公的相識、相別、再見的私人情感表達；所謂的“國”，主要突出勾踐、文種、伯嚭、伍子胥等吳越兩國的政治博弈，在折子與楔子中突出的兩條類故事情節形成了精巧的雙綫結構，相互映襯著吳越兩國的興亡變化。
在新編《浣紗記》中，“紗”是最突出的戲劇意象。如果說梁辰魚原作標題中的“浣紗”，只是與主人公相關的一個情節，構成了主人公獨特的生活印象，即如唐人王軒在《題西施石》中所咏的“嶺上千峰秀，江邊細草春。今逢浣紗石，不見浣紗人”，用“浣紗”標定了西施與衆不同的人文氣質。那麼羅周在新創中所標識出的“紗”，已經拓展成為情節結構中穿針引綫的重要意象，承載著主人公的情感寄托，也負載了吳越政治更迭的歷史記憶。
劇作中的“紗”最突出地成為西施與範蠡含蓄情感的載體，在《盟紗》中範蠡感於戰亂即起，不做不負責任的情感承諾，而西施主動地將“絲蘿之托”承放在紗上，以“素紗一縷，置之溪頭。若大夫之心，與奴無二，請持紗而去，以訂深盟”來檢測範蠡的情感指向；《分紗》中範蠡憂慮國事，被迫以獻出西施作為複國的辦法，以“素紗一縷，置之門前。若姑娘之心，與範蠡無二，請持紗而去，以續前盟”來表達自己對情感的忠貞。兩個人近乎一致的“背身”，近乎一致地面對選擇，都在被動、尷尬、無奈、痛苦中展現著各自對於情感“生生世世，盡皆如一，情似磐石，永無轉移”的忠實堅守。這也是興旺變幻消歇之後，兩個人在太湖上放下所有的離合恩怨，以超驗的感悟與通達，“紗隨水流”，走向彼此坦然的面對和海天仙游的無擾。這種釋然或許有永續循環的政治威懾的考量，或許也有曾經滄海桑田的無可奈何，或許還有不堪回首的感傷哀嘆，但毫無疑問是在戰爭與苦難的歷練後，個體生命在閱盡離合、閱盡興亡後所獲得的從容與超脫，是個體情感向生命理性的升華所在。
特別是於西施在吳、範蠡在越的生活際遇中，這副“紗”不論開裂分合，都成為他們在“生不如死”的環境中“不肯死”“不敢死”的精神動力。在劇作的《辨紗》一折中，“紗”所具有的情感私密性，在劇中伍子胥的悍然“挑撥”中，走在了政治的前台。伍子胥作為吳國的忠臣烈士，敏銳地發現了“紗”所隱藏著的私人關系，由此洞見到了西施在吳越兩國中可能存在的政治作用。因此在分辨假真中“紗”成了檢測“忠”的重要緣起，只是情感的“忠”與政治的“忠”截然逆反。這當然意味著在吳國君臣的虎視中，西施必然需要更加冷靜地審視情感、跳脫情感、超越情感，與其說在西施、範蠡的情緣中，是範蠡將兩人情感從無言的開始引向無言的暫時中止，不如說是西施在險惡的政治環境中，將兩人含蓄而熾熱的情感，以賭咒發誓的形式，為國家與政治的利益做了最後的殉葬。劇中的西施與範蠡因情動而始，因情慟而去，因情通而合，細膩的男女情懷卻全部隱藏在大歷史的叙述中，劇中涉及的吳越大歷史則在勾踐拜懇、吳王猜忌、伍員追逼等特定人物關系中，把西施擔當的政治壓力給予充分張揚，最終也在“辨紗”中完成了她特定的生命體驗。由此，家國變亂、歷史更替的所有經驗情感全部匯集到西施身上，并推動塑造出不同於既往的西施形象個性。伍子胥的一味孤忠，只能以掛頭西門的形式，表達著最後的尊嚴；而西施同樣的一味孤忠，以情的有限性而最終讓位於生命的相守與期待，情感的傷害、政治的侮辱最終無損於她本心澹然的自處，那副隨身的“紗”最終具有了永付流水而不滯於人心的超越意象。紗，是情感，是政治，更是思想，其間包含了二人異地同心的情感執著，當然也凝聚了他們在家國動亂中的政治操守，更包括著勘破歷史變幻後的生命態度。
圍繞“紗”而進行吳越故事的重新叙述，讓戲曲在表達傳統以來的“家”“國”觀念之時，以“情”的豐富內涵，為題材賦予了更加深闊的題旨表達。這既不同以離合之情寫興亡之感的傳統立意，也不同於用歷史修複來進行現代轉化的當代寫作觀念；既規避了戲曲的傳奇性寫作與真實歷史不相幹涉的寫作傾向，也不同於踵步特定文史而因人事以寓言的寫作套路，劇作是依托著西施故事的依稀映像，把歷史中真實的生存悲劇，借助已有的人物關系呈現出來，把對歷史輪回循序的感慨，含蘊在男女主人公相對無言而坦然無滯的關系之中。這種歷史觀念不是對特定歷史經驗的總結，而只是對繼往歷史和情感記憶的追懷，大得傳統詩文咏懷歷史的風格立場，是一次用傳統文化咏懷的澹然立場來剖解戲曲題材、確立歷史故事題旨的一次探索。
羅周在《浣紗記》中以獨特的戲劇意象、結構形式和人物定位，將昆曲承襲傳奇創作的優秀文學創作經驗做了飽滿的現代表達。劇作題旨立意以及劇詩文學帶來的藝術意象，為舞台二度創作提供了闊大的創作空間。導演徐春蘭在舞台上用簡潔的、充滿詩意的色彩與光影，突顯主人公無力擺脫的時代束縛，、營造出了充滿江南印象和歷史印象交相輝映的美學風格。雖然舞台二度的表導演還存在一些藝術上的提升空間，但這部作品為“昆昆”當代品質的鍛造提供了至為重要的基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