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不平等現象加劇，社會矛盾突出。首先，改革措施引發反對聲音。《養老金改革法案》和新稅制法案雖有效緩解了公債負擔，卻因職工養老支出增加、退休年齡提高、未觸及最富裕階層利益而飽受詬病，被認為未徹底根治社會不公現象。此外，削減教育、醫療等公共開支以控制財政赤字的措施將政府財政壓力轉嫁給了貧困家庭，進一步放大了弱勢群體的困境。
其次，疫情全面失控。去年3月以來，巴西新冠疫情感染者數量激增，防控措施收效甚微。總統不但帶頭違反防疫規定，還借疫情之機公開表明極端主義立場，攻擊不同聲音。疫情反覆還造成了勞動力市場低迷、失業率攀升、非正規就業人數增加等問題，使收入分配持續惡化，社會不穩定因素增多。
再次，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加劇了環境污染和環境犯罪。博索納羅執政期間大力發展耕種、采礦、建造水力發電廠等破壞環境的經濟活動，撤銷外交部、環境部的氣變環保相關處室，大幅削減國家環境委員會顧問人數，嚴重破壞了巴西一直以來在國際上建立的“綠色”形象，有損社會凝聚力和認同感。
最後，極端保守主義全面回潮使少數群體權益屢受侵害，對社會穩定和可持續發展造成不利影響。博索納羅是天主教徒，但從政以來為了吸引基督教福音派教徒的政治支持，一直秉持和福音派相同的較為保守的道德價值觀，以保守的天主教教義為綱，多次呼籲社會回歸傳統，上任之後教育部及家庭、婦女和人權部均變為保守主義“掛帥”。此外，博索納羅還對亞馬孫原住民、性少數人群以及委內瑞拉難民發表歧視色彩濃厚的言論，猛烈鎮壓無地農民運動（MST）等反對派抗議活動。這種利用社會對立情緒爭取政治支持的做法讓不同階級和群體間的矛盾尖銳化，加大了公共治理難度。
四是對外關係陷入僵局。博索納羅的外交政策帶有濃厚意識形態色彩，與美國前總統特朗普交往甚密，美國現任總統拜登上台後美巴關係急劇“降溫”。在烏克蘭危機中，博索納羅諷刺烏克蘭人“將國家命運交給喜劇演員”。在亞馬孫環境問題上的強硬態度也一直是巴西與美歐國家關係的“導火索”。在區域組織中，博索納羅一意孤行，不但不顧“南方共同市場”整體利益單方面削減部分產品進口關稅，還先後退出南美洲國家聯盟（UNASUL）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國家共同體（CELAC，簡稱拉共體），與地區其他右翼政府共同成立南美進步論壇（PROSUL），將委內瑞拉等左翼國家排斥在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