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於同樣的原因，如果不明確知道相關經濟影響以及選民是否準備為此付出代價，那麼英國就無法承受談論對中國採取更強硬立場的後果。英國多年來一直尋求與中國建立商業聯繫。
大學對中國學生及其所帶來收入的依賴是眾所周知的，而且相關爭論非常激烈。但英國經濟受中國數字技術和零部件的影響更大。
有跡象表明英國政府對開始應對這種經濟脆弱性足夠重視，但還沒有跡象表明其看到了全面情況。在不清楚兩國關係趨冷對經濟的影響以及不確信議會上院會接受這種影響的情況下，如果特拉斯在未來幾個月更新國防和安全綜合評估報告時把中國列為“國家安全威脅”，那將過於大膽。
當然，外交政策不應僅僅受商業考量啟發。有更廣泛的理由制定一項更為明確的中國戰略，以幫助規劃一條更連貫的未來道路。在最近訪問東亞期間，英國外交大臣詹姆斯·克萊弗利聽到英國的夥伴們說，從喬治·奧斯本（英國前財政大臣）時期的“黃金時代”到特拉斯的中國“威脅”指控這一突然轉變讓他們感到不安。
當特拉斯擔任英國外交大臣時，一些人預測她會奉行重商主義，因為她注重達成後脫歐時代的貿易協議，但事實證明這不是她任期所奉行的精神。
儘管特拉斯尋求達成貿易協議，但其目標是讓英國在全世界建立一個“自由網絡”。此後，她一直保持這一調門，對華言辭強硬，並且在北愛爾蘭邊界問題上對歐盟措辭強硬。
但是，特拉斯現在必須著手應對不斷惡化的經濟狀況——造成該局面的部分原因是她的第一份預算方案，部分原因是天然氣價格上漲——這限制了她所能做的事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