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11月14日電／據大公報報道，二○一九年，暴徒在全港各區大肆破壞，種種違法行徑不斷突破道德和法律底綫，讓享譽國際的“東方之珠”蒙上陰影。奧斯卡得獎導演柯文思（Malcolm Clarke）當時正身處香港，與各地媒體記者一樣，他帶著拍攝團隊記錄衝突場面。三年後，他把所見所聞剪輯成十集紀錄片，名為《香港：被掩蓋的真相》。
柯文思在紀錄片中說：“我在街頭看到和拍到的，和我在西方媒體上讀到的、看到的都很不一樣。”由6月9日的示威到11月底“理大圍城”，這部紀錄片輯錄很多關鍵衝突場面，揭開了這場黑暴的真相。柯文思并分享他對“一國兩制”的看法：“‘一國’并不是威脅，更多的是可以探索的各種機遇，因為機遇就是一切。”
激進勢力策動暴亂 造成無數家庭撕裂
《香港：被掩蓋的真相》紀錄片正式問世之際，柯文思接受了數家媒體采訪。他坦率地表達了個人對於香港動亂的看法，“這次衝突事件被歐洲與北美的媒體簡化了。我對於這些報道感到憤怒，因為這是不真實、不准確的報道。這件事比起他們在報道中所描述的更為複雜。”他也知道，紀錄片推出後或會引起爭議，例如被一些人討厭，但他仍然希望透過紀錄片去補充歐美主流媒體未有報道的一面，讓觀衆有更多思考角度，而非只呈現一方意見。
為避免出現以偏概全，柯文思采訪了香港多方面的人士和媒體人，包括時任行政會議成員兼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被視為“中間派”的前環境局副局長陸恭蕙、前法新社總編輯Eric Wishart、《南華早報》首席新聞編輯Yonden Lhatoo等，希望從不同持份者的角度理解風波成因。
2018年2月，香港居民陳同佳涉在台灣殺害女友後潛逃回港，因港台之間沒有簽訂刑事司法協助安排和移交逃犯協議，陳無法被移交至台灣受審。為堵住法律漏洞，特區政府提出修訂《逃犯條例》和《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
然而，香港反對派和激進勢力“盯”上了這個機會，自2019年6月起推動各種激進抗爭。在特區政府多次表示修例工作已徹底停止後，他們仍以“反修例”為幌子，變本加厲策動暴力且不斷升級，甚至公然鼓吹“港獨”，包圍和衝擊中央政府駐港機構，侮辱國旗、國徽和區徽，挑戰國家主權和“一國兩制”原則底綫。＜nextpage＞
紀錄片第一集以“香港人走上街頭”揭開序幕，透過很多香港人再熟悉不過的場面，簡述2019年的修例風波由示威演變成暴力襲擊，“整個城市被恐怖籠罩”，造成無數家庭和朋友之間的撕裂。
香港主權移交前 英國埋下矛盾伏綫
柯文思在第二集把思考視角拉闊到“深層次矛盾”，從港英統治開始探索矛盾根源，認為其中一大問題在於香港未能妥善處理“殖民心態”。紀錄片尖銳地指出，英國可能自認是慈善的領主，但實際上一直對香港采取高壓殖民政策，到1967年過後才進行連串所謂民生改革，直至香港主權移交前10年才“突然鼓勵香港人當家作主”，為日後的矛盾埋下伏綫。
紀錄片指出，1997年之後，位處中西交匯的香港，既享有中國龐大發展機遇，又擁有與國際接軌的法律保障，繼續成為各國牟利的前灘。但相對於內地經濟的高速增長，香港優勢卻逐漸下降，香港人的優越感也被不安感取代。但商家和精英并沒正視這股民怨，繼續以大多數香港人的利益為代價大賺特賺，而不少人卻在“貧窮綫”附近掙扎。
前法新社總編輯Eric Wishart慨嘆香港的貧富懸殊，“社會有很多不平等，一輛林寶堅尼開過，旁邊卻是一個收紙皮箱的老太太。”前環境局副局長陸恭蕙則指出，盡管北京多次提醒香港需要解決自身的社會問題，但香港習慣於續走港英成功的路徑如自由資本主義、小政府、不幹預等，并沒正視財富分配問題，而是歸咎於北京沒有兌現普選承諾，以為有了民主就能改善民生。
“香港真正積壓的問題不是被媒體淡化了，就是被媒體完全忽略了。他們更樂意把一切歸咎於中國，也不願意仔細去研究。”柯文思在第二集結尾指出，香港問題并不特殊，事實上西方民主國家同樣面對相同的挑戰，陷入民粹之中，而社交媒體的崛起更是加速了“誘惑大家尋找替罪羔羊”。＜nextpage＞
操弄者背後長期經營 “無大台完全是一派胡言”
2019年，部分激進分子騷擾商場、港鐵站秩序，甚至暴力衝擊香港政府總部、立法會及中聯辦等重要政治機構。每次暴力示威都顯示了不同形式的組織性，卻高調聲稱“無大台”。紀錄片揭露，風波看似偶發，實非偶然。追溯歷史，可見操弄者及其背後掌控者的長期“經營”。
資深專欄作家Nury Vittachi引述2014年10月非法“占中”期間BBC一則報道指出，當時“奧斯陸自由論壇”已在港舉辦活動，選擇的地點非常隱秘，是一家四星酒店的地下室，該組織在網頁上聲稱提供平台讓人學習如何放大異見力量，利用嶄新科技挑戰極權及推動改革雲雲。BBC記者更形容論壇“感覺像一家專教革命的學校”，“這里教你如何成功永久性的推翻政府，你需要有組織性，要精心策劃，這里的人員一直有參與組織香港的示威游行，幾千人上街游行的計劃早在兩年前就已經策劃好了。”
“游行示威很快變成極端暴力，是經過精心編排的。這是一種示威策略，有實際的親身訓練，有清晰的分工、物流、協調、指導、調動。”地緣政治風險分析師Phill Hynes提到，世界各地過去30年間的“顔色革命”造就“革命產業經濟”，催生不少專門負責培訓推翻政權的組織，如BAM幫助建構示威游行，CANVAS革命咨詢公司提供培訓，埃爾伯特愛因斯坦研究所也間接從意識形態層面給運動領導層提供各種觀念和策略，包括透過把警察妖魔化、非法化、非人化，以破壞政府的重要支柱，從而達到推翻政府的目的。Phill Hynes認為，所謂“無大台”完全是一派胡言，修例風波呈現高度組織性、多層領導架構，負責不同議程。反對修例只是“導火索”，“炸藥早就准備好了”。
“如果這一切都是事先安排好的，我不得不說實施得很成功。”柯文思說。
猶如“定海神針” 國安法出台止暴制亂＜nextpage＞
修例風波擾攘大半年後，中央及時出手，出台香港國安法，猶如“定海神針”般迅速扭轉了局勢。紀錄片最後一集以“中央正式出手”為主題，點出中央出台國安法是修例風波結束的關鍵，也是香港進入“一國兩制”新形勢的轉捩點。
紀錄片指出，國安法的落實的確壓制了不少極端破壞行為。柯文思說：“盡管每個發達國家都有類似的國安法，香港國安法卻受到西方批評，國際媒體宣稱‘一國兩制’死了、香港完了（The Death of Hong Kong）。”
Yonden Lhatoo對此說：“我必須指出這都是媒體搞的鬼，不能當成新聞事實。人們現在確實不能站在街頭高喊‘獨立’，但這真的有那麼重要嗎？‘獨立’是不可能的，是個很愚蠢的游戲；獨立什麼？從哪里獨立？香港是中國通往世界的寶貴門戶，對世界而言香港也是通往中國的寶貴門戶。”他強調，“港獨”對香港、中國、世界都沒有好處，只有“一國兩制”才是最符合各方利益的共識。他認為，香港國安法的出台，令“支持法律秩序的人都長舒了一口氣，他們很開心，終於不會再有人破壞道路、放火打人了。”
Yonden Lhatoo也提醒，諸如房屋供應不足、向上流動停滯等社會深層次矛盾仍未解決，那些曾經上街游行對政府施政表達不滿的市民，“只要一有機會，這些不滿就會以某種方式冒出來。”
面對香港社會的撕裂，以及市民對“一國兩制”的徬徨，柯文思分享了他的看法：“我在1980年代第一次去中國，當時到處都是貧困；今天出現巨大的轉變，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教育醫療科技領域進步顯著。也許香港人可以更多地去考慮中國提供的所有可能性，‘一國’并不是威脅，更多的是可以探索的各種機遇，因為機遇就是一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