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樣道理，早在香港國安法制定之初，已清楚訂明了香港國安委的設立、成員及職責，當中包括其作出決定的權力，可見今次釋法並不如梅儒瑞所言，擴大了國安委的權力，而是純粹重申香港國安法第十四條賦予國安委的職責，並且述明法院如遇有應當取得特首證明書的情況，而又在取得證明書前已作裁決，國安委便可為此作出相關判斷和決定。
至於梅儒瑞宣稱國安委作出影響法院案件的決定，缺乏司法機構監管，便會破壞本港司法獨立，更是純屬污衊。事實上，即使撇開香港國安法第十四條的規定不論，《入境條例》第十一條本來已有條文，授權行政長官可以發出命令，隨時更改任何入境者的逗留條件或逗留期限。是故，香港國安法第十四條只是讓國安委在履行職責時，發現某一人的入境將會造成國安隱患，或者損害本港及國家利益，便可透過作出決定，指示入境事務處行使本地法例所賦予的入境審批權。這一入境審批權的行使本身，跟法院是否批准對方代表某個國安法被告人出庭，有可能是完全沒有關係。
退一步而言，即使有人認為，只要法院批准某名外地律師參與訴訟之後，對方未能來港出庭，便是所謂的案件受到影響，但司法獨立其實是指：香港在基本法第八十五條保障下，法院獨立進行審判，不受任何干涉，司法人員履行審判職責的行為不受法律追究，而非指法院作出的判決，最終能否被有效執行。況且，即使早前選定的黎智英外地律師，在釋法後最終未能來港，對方仍可享有聘請本地執業律師的權利，而他的案件最終是否罪成，還須交由法院裁決，可見所謂司法獨立受損一說，不過是純屬污衊而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