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此同時，正如法國人哈斯勒所說，“美利堅例外主義”傾向於認為：由於美國的意圖具有純潔性以及它的政權的完善性，美國有權利評判善惡、獎善懲惡。〔28〕即美國不僅是善惡的評判者，而且要以善的力量把世界從邪惡中拯救出來。“美利堅救世”信念是指美利堅這樣一種根深蒂固的思想意識：美國是所有受苦受難的人乃至全人類的救世主，衹有美國有資格有責任有能力肩負“聖戰”的神聖使命，消滅人間的撒旦，把人類從邪惡的舊世界中解放出來。“美國人堅信上帝賦予他們一種特殊的職責，這一職責就是把他們優越的觀念和制度傳播到世界其他地區，并因此而改善和改造這個世界”。〔29〕17世紀20年代初，信奉加爾文“預定論”的英國清教徒到達北美後，把這種清教主義宿命論變成他們獨特又強烈的道德優越感和以此為基礎的“救世使命感”，“預定論”也隨之成為一種美式宿命論，即血統最高貴、品質最優秀、能力最強的盎格魯——薩克森人是上帝以其絕對意志預先選定出來拯救人類出苦海的特殊民族。北美清教徒堅信：“他們同上帝之間有一道神聖的‘約定’：他們不僅蒙受特殊的神恩，而且還擔當著神所賦予的建立基督教國家以及垂範、拯救世界的重任。”〔30〕他們認為：“北美大陸是上帝賜予他們的‘新的耶路薩冷’，他們在北美的偉大試驗，是秉承上帝的旨意，他們作為上帝使者，在全世界傳播基督教文明，征服‘落後民族’和‘落後文明’以拯救整個世界，是他們的使命。”〔31〕當美國難以避免捲入第一次世界大戰時，1917年4月美國總統威爾遜宣稱用戰爭終結一切戰爭以拯救世界是美國的使命，他在請求國會對德宣戰時稱：“美國有幸以鮮血和力量捍衛她珍惜的給她以生命、幸福與和平的原則的日子已到來。在上帝幫助下，她義不容辭。”美國前總統肯尼迪稱，其他國家衹關注自己的利益，衹有美國對全世界承擔著義務和責任。概言之，美國一直懷抱所謂“彌賽亞主義”：美利堅是“上帝選民”，承擔著上帝指定的在歷史和世界事務中扮演特殊角色的重任，即認為“救世”和“領導世界”是其神聖“使命”和不可推卸的責任。〔32〕
總之，“上帝選擇了美利堅民族把它安置在北美這片新大陸上，并賦予了它特殊的使命：在這裡建立一個自由和民主的樣板，美國因此成為一座‘山巔之城’，是世界各國的榜樣；美利堅民族還由此肩負著上帝所委托的把自由民主價值觀念和民主制度推廣到全世界的使命。”〔33〕當美利堅比較弱小時，這種天賦的“救世使命”思想主要表現為“榜樣”或“燈塔”意識。隨著美國發展壯大，其強烈的宗教使命感、道德高尚感、種族優越感和民族自豪感使其“救世使命”思想逐漸成為一種不斷對外擴張和追求世界領導地位的教俗兼具的信仰，并在19世紀初滋生了“天定命運”的理論思潮。到19世紀40年代美國成為美洲超級大國時，“救世使命”思想又理論化為“天定命運”論，其標志是1845年美國作家奧沙利文（O’Sullivan）提出“天定命運”（Manifest Destiny）的概念。它認為“美國是基督教世界的中心，美利堅民族作為盎格魯——薩克遜民族的典型代表，是上帝所選定的優秀民族，它命中注定要向北美大陸及世界其他地區擴展，這是履行上帝的旨意，是一種天定命運”。換言之，“天定命運”意味著美國有責任把美式基督教新教和自由資本主義制度擴展到整個美洲乃至全世界。可見，“天定命運”意識是“美利堅例外主義”的要旨與題中之義。
（三）“美利堅無私、正義、偉大”
“美利堅無私、正義、偉大”信念意味著：無論美國采取什麼對外行為，在道德上是無私的，在法律上是正義的，本質上是偉大和正確的，因為美國是自私、邪惡的世界上惟一以拯救全人類為己任的利他國家，其成功與強大是上帝意志決定的，其道德高尚，其動機純潔，其行為符合上帝的旨意和全人類利益，其對外擴張不是對外侵略，而是傳播上帝福音和擴展自由民主的偉大行為，即使武力干涉別國內政或占領別國，也不是像別國那樣完全出於私利，而是為了被干涉國乃至全人類的共同利益與幸福。“美利堅例外主義”認為，衹有美國知道什麼觀念和制度對所有民族和國家都是最好的，因而向別國輸出這種觀念和制度不是自私的違法干涉，而是無私和正義行為，因而是正確、偉大的。美國作家梅爾維爾稱：“讓我們永記，因為我們的出現，在世界歷史上，國家自私的目的幾乎第一次成為不可限量的慈善事業，因為我們不僅在對美洲行善，而且要解救整個世界。”〔34〕美國著名史學家小施萊辛格認為，美國人普遍相信“全能的上帝賦予美國以獨一無二的美德和高尚的品質，使美國免除了主宰其他所有國家的那些（自私）動機”。〔35〕許多美國人對美國19世紀的領土擴張的解釋是：“美國攫取海外領土并不是帝國主義，因為美國的目的是無私的，美國將以善良的方式照顧這些不幸者。”因為“在衹有美國知道什麼對其他民族是最好的前提下，美國將作為仁慈的霸權或父親般的權威發揮作用”。〔36〕換言之，持此信念的人認為，世界充滿善惡對立，美國是善的代表，它的敵人是惡的化身，美國對敵人的所有行為都是正義和絕對正確的，是為了幫助別國才干涉別國內政，是為了消除邪惡勢力才武力打擊或侵占別國，都是出於善良的動機和出於正義的目的，這是被反復證明的真理。“有關美國價值是根本正確的看法，頗受這樣一種事實的強化，即在20世紀的三場意識形態世界大戰中，美國一直是贏家。”〔37〕布魯克斯稱：“美國因偉大而例外”，而“例外被理解為偉大”。〔38〕里根和特朗普分別以“使美國偉大”、“使美國再偉大”作為競選口號，目的就是喚醒美國人的“美利堅偉大”意識。
四、“美利堅例外主義”滋生的中美結構性矛盾
在孤立主義外交時期，美國在以《望廈條約》搞“利益均沾”和在“維護中國主權”旗號下推行“門戶開放”時，都沒平等待華。擴張主義主導美國外交後，美國更不平等待華，即使在結盟抗日和聯手反蘇時期。隨著本世紀中國不斷崛起，美國為護霸開始變本加厲地遏華。從思想文化上講，這些都是“美利堅例外主義”在作祟，即唯我獨尊的美國骨子裡不願平等待華，更不接受中國強大。“美利堅例外主義”及其霸權外交邏輯使美國必然把國力逐漸接近於它的國家當作主要競爭敵手，從而與意識形態、文化傳統、社會制度、經濟體制、安全理念迥異的中國產生了涉及政治、文化、經濟、安全領域的諸多結構性矛盾。換言之，在中國快速全面崛起和美國霸權相對衰落的背景下，作為美國霸權之思想文化基因的“美利堅例外主義”滋生了一系列中美結構性矛盾。
第一，中美在東亞—西太平洋地區的地緣戰略矛盾。東亞—西太平洋是當今世界最重要的海陸結合區域，既是世界經濟貿易最繁榮、宗教文化最多樣化（儒家文化、基督教文化、佛教文化、印度教文化、伊斯蘭文化交匯於此）地區，更是地緣政治矛盾與領土糾紛最多（包括南海爭端、台灣問題和北方四島爭端、釣魚島爭端、獨島爭端等）、大國地緣戰略矛盾最集中、大國戰略競爭最激烈的地區，因此是最具活力、最重要而又最複雜、最危險（存在台海、南海、東海、朝鮮半島和北方四島等多個潛在戰爭爆發點）的地區。該地區與美國相隔萬里，卻是中國的安身立命之所和發展崛起之地。然而，按“美利堅例外主義”的霸權邏輯，這個攸關世界未來和美國霸權興衰的地緣戰略區必須由美國這個“天生的世界領袖”主導，中國海洋強國目標就是對美國海洋霸權的挑戰。中美在東亞—西太平洋地區的地緣戰略矛盾由此生發并逐漸激化。美國操弄下該地區諸多領海領土爭端加劇，對中國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構成嚴重威脅，為維權正努力成為海洋強國的中國反被美國認定為最大地緣戰略威脅。中美在東亞—西太平洋地區陷入“安全困境”，雙方對該地區戰略主導權的競爭日趨激烈。地緣政治歷史和斯帕克曼的邊緣地帶理論表明，世界兩大強國必然爭奪對重要海陸結合部的控制權，因為該區域既是陸權國家進軍海洋的踏腳石，也是海洋強權進攻大陸的跳板。比如，美蘇曾爭奪從朝鮮半島到中東的歐亞大陸邊緣地帶幾十年。
第二，中美兩大經濟增長模式及現代化道路的矛盾。按照“美利堅例外主義”的霸權邏輯，作為人類獲取財富和文明進步的途徑，世界的經濟發展模式和現代化道路衹能由作為“上帝選民”、剛立國即趕上其母國開創的工業革命并隨後三次引領工業革命的美國引領，不可由別的民族或文明引導，尤其是不可由僅趕上第三次工業革命末班車且基於公有制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引導。這就是美國在與華經濟競爭漸顯劣勢的形勢下，指責中國企業違反基於私有制的市場經濟規則的“非公平競爭”（如享受政府補貼和搞傾銷），并反復製造中美經貿摩擦直至發起貿易戰以遏制中國經濟發展的根本原因，對華貿易逆差衹是藉口。2005年前尤其是2008年華盛頓金融危機前，衹有“華盛頓共識”代表的美式自由市場經濟模式和西式現代化道路被認為是最成功的。但是，自2008年以來，“北京共識”“中國模式”“中國道路”越來越成為成功的經濟發展模式和現代化道路，因為這一模式和道路較好地平衡了國家與市場的關係，取得了對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絕對必要的公平與效率的平衡，并獲得了內部與外部的良性互動，從而推動中國持續崛起和中國國際經濟影響力的不斷提升。隨著“華盛頓共識”和“北京共識”的國際影響此消彼長和中美經濟差距不斷縮小，一個世紀以來美國在世界經濟中的引領作用和領先地位將被中國取代。為阻止這種前景變成現實，美國不惜發起對華貿易戰、科技戰，不擇手段地從經濟和技術上打壓中國，從頻頻在世貿起訴中國到各種對華經濟制裁，從限制中國企業海外投資到阻撓中國“一帶一路”建設，從嚴格經濟技術標準到設立新的國際經貿規則，甚至不惜要與中國經濟“脫鈎”。拜登執政後，美國指責中國沒有完全履行中美此前達成的第一階段協議，對中美貿易談判越來越不滿。4月14日，據法新社報道，美國貿易代表戴琪表示：從長遠看，中國對美國的貿易挑戰已經遠遠超過了今天的烏克蘭危機。她在衆議院接受質詢時表示，美國與中國談判的善意努力，可能已經“到達了極限”。〔39〕
第三，中美關於世界秩序的矛盾。按照“美利堅例外主義”的霸權邏輯，作為人類“救星”和世界首要強權，美國天生要當世界“領袖”，其主導的世界秩序不容挑戰。主導世界秩序即掌控世界主導權。世界主導權指基於首要國際地位的國際治理規則的制定權和解釋權。國際關係歷史和理論表明，除了大戰後主要戰勝國間短暫合作外，圍繞國際規則的制定、解釋及實施，國際關係中“老大”和“老二”因總體性戰略矛盾而很難達協調一致，兩者難以和平共處，從而威脅國際秩序。現實主義理論中的“修昔底德陷阱”論認為，在世界近代史上16次“老大”與“老二”的戰略競爭中，有12次導致大規模戰爭，〔40〕其中一些戰爭導致國際體系和國際秩序崩潰。歷史不會重演，但往往驚人相似。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和新冠疫情大流行交織叠加的動蕩變革期，二戰後國際秩序已變成危機四伏的當今世界秩序。當今世界兩大基本對立的現實是：作為相對衰落的唯一超級大國，美國正竭力維護其主導建立的不够公正的戰後國際秩序；作為獨立自主并全面崛起的具有全球影響的發展中大國，中國正努力推動戰後國際秩序的公正合理化，以構建開放包容、合作共贏、持久和平、普遍安全的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反復宣稱要充當國際秩序的維護者，認為自己努力維護的是基於當代國際法、以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和原則為核心的國際秩序。而美國視其主導的世界秩序為有史以來最好秩序，把任何完善這個秩序的行為斥為“修正主義”，認定中國正在挑戰“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即所謂的“美國秩序”）。2021年8月，拜登政府的國家安全委員會中國事務主任杜如松（Rush Doshi）出版了《長期博弈：中國取代美國秩序的大戰略》〔41〕。此書的反華邏輯與中國通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2015出版的《百年馬拉松：中國取代美國唯一全球超級大國的秘密戰略》如出一轍。國際秩序觀迥異的中美兩大國正圍繞如何對待當今世界秩序展開激烈博弈。從力量對比看，中美類似於歷史上的“老大”與“老二”。在當今動蕩全球化時代，中美關係變得前所未有的重要、複雜、危險。因此，基於現有世界權力結構和不同國際價值觀，中美關於世界秩序的矛盾很難調和，其原因不僅在於決定根本利益分配的權力之爭難以調和、妥協，更在於美國霸權心態根植於“美利堅例外主義”。隨著中國快速崛起，美國從特朗普開始正式把中國鎖定為最大威脅。逢特必反的拜登政府竟繼承了特朗普的反華政策，在其《國安全戰略臨時指南》中15次提及中國（提及俄羅斯5次），把中國定性為21世紀唯一能在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網絡和意識形態等領域全面挑戰美國及其建立的國際體制的“最大地緣戰略競爭對手”，〔42〕即衹有中國能全面挑戰美國的世界主導權。
第四，中美意識形態及社會制度矛盾。按照“美利堅例外主義”的霸權邏輯，作為上帝意志的代表，美國絕不容許其意識形態、社會制度受到挑戰。這曾是美蘇冷戰的思想根源。自俄國十月革命成功起，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自由民主主義與共產主義的根本矛盾從未消失過。這個矛盾雖在二戰期間和蘇聯解體後幾度緩和，但在冷戰時期是世界主要矛盾。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是關於人類社會形態和生活方式的根本對立的政治哲學學說，各自的終極目標都是戰勝對方，從思想上控制人類社會，因此它們的矛盾不可調和，在決出勝負前絕不會消失。這對矛盾現在主要體現為美式自由民主資本主義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矛盾。作為當今中美矛盾的核心，它正在甚至已經上升為當今世界主要矛盾。儘管具有鮮明全球化時代特徵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外交上主張兩制相互尊重、和平共處、合作共贏，但仍被美式自由民主資本主義視為大逆不道的異端邪說和制度異類而加以妖魔化。霸權思維根深蒂固的美國完全不接受別國在思想和制度上成為世界的主導力量，更別說作為非西方文明且仍堅持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理想的社會主義中國，因為它無法想象世上除它代表的源自古希臘古羅馬的西方文明外還有什麼文明能代表“普世價值”。美國素有把共產主義與納粹法西斯主義并稱為有史以來兩大邪惡勢力的思想政治傳統。美國保守派精英念念不忘的“慕尼黑教訓”，既是美國對蘇遏制的政治動因，也是美國如今在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上敵視中國的歷史原因。與素有社會主義傳統的歐洲不同，連民主社會主義也無容身之地的美國從上到下一直視社會主義為洪水猛獸。這是被對手抨擊為要搞社會主義的桑德斯兩次參加美國大選都敗北的根本原因，儘管他給富豪加重稅的主張深受窮人歡迎而氣勢曾經很高。美國常以保護人權為由抹黑、打壓中國，其根本邏輯是它認為不搞西方普選制和議會民主制的社會主義國家就是侵犯公民選舉權的專制國家。這就是美國藉“保護人權”頻繁以各種方式干涉中國內政的根本原因。近年來中國多次發布中美人權報告，反擊美國年度國別人權報告對中國的指責。中美關於人權問題愈演愈烈的交鋒就是中美意識形態、社會制度矛盾激化的反映。
第五，中美文明矛盾。中美分別是審慎“內守”的東方大陸農耕文明和冒險“外張”的西方海洋商業文明的代表。生發於不同地理環境中的中美文明，其矛盾主要源於兩者對人與自然關係的不同認識。“西方和東方對於人與自然有不同關係這一點，是兩種文明顯著差異之一。”〔43〕按“美利堅例外主義”的霸權邏輯，產生於北美“福地”的美利堅文明以上帝意志引領人類、征服自然，而“道法自然”、不信上帝的中華文明屬於異端，因為“否認上帝的存在，就是向美國社會和政體的根本原則挑戰”。〔44〕西方頗為流行的“文明衝突論”認為冷戰後中美分別代表的兩大文明的衝突不可避免。該理論因忽視文明交流、合作而在中國廣受批判，但無可否認的是中美文明矛盾難以調和。
中美民族信仰、哲學思想迥異。雖然中華有遠古神明崇拜和道教及多種外來宗教，但中國總體上是無神論世俗國家。靠天吃飯的中華農耕文明敬畏自然、融於自然，相信“天人合一”“天人感應”，把自然和天道信仰為“上天”。努力建設生態文明的當今中國弘揚的正是人與自然和諧統一的中華傳統信仰。中華哲學思想認為，宇宙是包含天地人及萬物的自然整體，是統一於“道”的陰陽對立統一體，天地合而生人和萬物，人“順天意、承地氣、遵道守德”而成萬物，人與自然、人與萬物、人與人都可以且應該和諧統一、和平共生。這一中華思想文化基因正是中國推動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思想基礎。而虔誠信仰上帝、具有擴張征服基因的美利堅靠傳播上帝福音和屠殺印第安人、擊敗其他殖民者的文武兩手，征服北美大陸及其東西兩洋而稱霸於世。它視世界為充滿邪惡的善惡決鬥場，視不信上帝為不可恕之惡，堅信至善萬能的宇宙主宰上帝以其絕對意志拯救人類并指引人類征服自然、鏟除異端邪說。美利堅在“替天行道”的使命下極力獲取自由和財富，力圖取得自由民主對專制獨裁的勝利。中華“陰陽互根互生、黑白互成互化”的辯證統一思想、“恪守中道、達致中和”的中庸寬恕之道、“多元包容、合作共贏、和諧共存、協和萬邦”的“包容、和合”理念與美利堅“棄中用極、黑白分明、非此即彼、二元對立、善惡決戰”的鬥爭哲學和“你輸我贏、贏者通吃”的“零和”思想尖銳對立。此乃中國慎戰求同而美國好戰伐異因而難以相互尊重、和平共處、合作共贏的思想文化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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