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蘭在工資發不出來的時候，選擇到省城打工，在一家食品企業做銷售。由於手腳勤快做人本分，很快得到老板的賞識，不到三個月，就被提拔為區域銷售主任。
“我原本是想著打點零工補貼家用，有配音的工作就回去。”汪蘭說。可幹到了主任，就不可能隨時回去配音了。當譯制中心的電話打來通知又有配音工作，汪蘭在只能二選一的情況下，還是踏上了回凱裡的班車。
“當時給我開的工資是三千多，回去補貼加上賣電影票祗有四百塊不到。老板打來電話罵我，說我是腦子進水了。”汪蘭說。十幾年後，那家小公司已經成為當地的大企業，身邊總有人開著玩笑說，要是當初不回來，現在肯定發財了。“可我覺得，這幾十年我配的幾百部電影，才是我最大的財富。”
最艱難的日子撐了7年。2009年，告別了膠片塗磁、模擬膠片時代，少數民族語電影譯制工作進入數字化，這一時期的補貼開始增多。黨的十八大以後，國家對於基層文化事業的投入也逐漸加大，各級政府的補貼也開始恢復。2018年，譯制工作被納入國家級項目財政資助，譯制一部電影能獲得7萬元經費，徹底解決了譯制中心的生存困難。
“我們如今有設備，有經費，有人才，一年能完成48部電影的譯制。”宋其生說。除此之外，譯制中心也承擔著各類基層宣講的譯制任務：中央精神苗侗語宣講提綱、就業技能培訓課件、森林防火和疫情防控宣傳視頻等等。“群眾需要什麼，我們就翻譯什麼，不能浪費現在這麼好的條件。”宋其生說。
“我們譯制的電影，會通過更多的屏幕走進苗侗山鄉”
隨著民族地區經濟發展和義務教育普及，不懂普通話的人越來越少，譯制電影最初的受眾也在收縮。但在李文坤看來，今天少數民族語電影譯制工作“兵強馬壯”，所承載的功能和價值也在不斷增加。
“以前是聽不懂普通話的群眾太多，現在是聽得懂苗語侗語的群眾太少。很多年輕人，都不會說民族語了。”李文坤說，由於苗語侗語沒有相應文字記錄保存，作為少數民族文化最重要的載體，離年輕人越來越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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