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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麥卡錫在任議長期間可能會製造出又一次的美國眾議院議長訪台危機 |
中評社╱題：麥卡錫就任美議長後帶來的新衝擊 作者：李海默（上海），復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青年副研究員
【摘要】如果我們以2021年1月的衝擊國會山事件為重要的分水嶺節點，則此次中期選舉共和黨重奪衆議院多數地位，以及後續的圍繞麥卡錫當選為議長一事展開的爭持，是國會山事件後第一次特朗普勢力能重新實質性影響到美國行政-立法環節的大事件，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特朗普勢力自2020大選落敗之後的首次於華府核心決策圈里死灰復燃。所以，這次麥卡錫經多輪投票後方當選議長的事件對共和黨來說基本是壞事，因為嚴重暴露出了共和黨所存在的內部原生結構性問題，但對於特朗普來說，這卻是一個展現自身影響力和掌控力的相當好的機會。從中美關係的角度看，一方面，共和黨會加大對拜登政府的施壓力度，壓縮拜登對華釋出善意的可能空間；另一方面，共和黨方面，尤其是特朗普活動的核心目的仍是以打擊和消耗拜登的政治影響為第一順位。中方需特別提高警惕的是，麥卡錫在任議長期間可能會製造出又一次的美國衆議院議長訪台危機。
如果我們以2021年1月的衝擊國會山事件為重要的分水嶺節點，則此次中期選舉共和黨重奪衆議院多數地位，以及後續的圍繞麥卡錫當選為議長一事展開的爭持，是國會山事件後第一次特朗普勢力能重新實質性影響到美國行政-立法環節的大事件，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特朗普勢力自2020大選落敗之後的首次於華府核心決策圈里死灰復燃。所以，這次麥卡錫經多輪後方當選議長的事件對共和黨來說基本是壞事，因為嚴重暴露出了共和黨所存在的內部原生結構性問題；但對於特朗普來說，這卻是一個展現自身影響力和掌控力的相當好的機會。麥卡錫與特朗普相比較，前者明顯比後者更接近於共和黨中傳統建制派的色彩，後者明顯比前者更接近於時興的右翼民粹借力，相互勾兌，且前者仰仗於後者的借力需求似乎要更大。若後者操作得宜，前者也許不失為後者復起的一塊跳板。因此，筆者傾向於將麥卡錫走馬上任的象徵性因素（主要是特朗普距離在制度機制內的捲土重來似乎又更進了一步）比其可能帶來的實質性影響要看得更重一些。
一、麥卡錫其人與其當選議長
2023年1月7日，在經歷了漫長的15輪投票後，美國國會衆議院終於選舉出共和黨人凱文·麥卡錫為新議長，結束了影響新一屆衆議院工作推進的為期長達4天的辯論。投票結果顯示，麥卡錫在第15輪投票中獲得216票，其主要對手——民主黨人傑弗里斯獲得212票，另有6名衆議員放棄了投票權，僅投“出席票”。美國衆議院議長選舉對上一次出現超10輪以上的表決，已要追溯到1859年了。這種情況主要是由衆議院共和黨里的右翼小團體“自由連綫”（Freedom Caucus）所導致，該團體立志要以小博大，給立場更趨建制派的麥卡錫一點下馬威看；而麥卡錫通過極力的拉攏和一系列妥協，終於攢够了足够票數。此事最有趣味的看點是特朗普在其中所扮演的“和事佬”角色，儘管實際上特朗普和“自由連綫”非常親密，但特朗普卻精明地選擇了一種居間調和、說項的立場，最終達到了麥卡錫當選議長後反復地感謝特朗普的局面，仿佛若無特朗普之助，共和黨將雖勝衆議院，卻無法選出共和黨人當議長。美國許多政治評論人士都認為，從這次麥卡錫歷盡波折方成功當選議長的事件可看出，特朗普勢力對共和黨的影響力其實遠未消退〔1〕。
2021年1月暴民衝擊國會山事件時，麥卡錫曾一度公開對特朗普頗有微詞，認為特朗普要負責任（the president bears responsibility for Wednesday's attack on Congress by mob rioters）。但很快同月麥卡錫就改變了立場，并且公開反對二次彈劾特朗普。這次，麥卡錫在成為新議長的道路上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其實說起來或多或少也算是拜支持特朗普的勢力所賜（儘管特朗普較早時就呼籲他的支持者都要支持麥卡錫），但麥卡錫上台之後，除了說了一大段話感謝特朗普，還很快就表示他將考慮一些鐵杆特朗普支持者所提出的關於徹底清除（expunge）針對特朗普的兩次國會彈劾案的相關記錄的提議〔2〕。很明顯的，麥卡錫并沒有成為死心塌地的特朗普追隨者，但與此同時，同樣明顯的是，麥卡錫并不打算（恐怕也不敢）在任何時候得罪或開罪於特朗普勢力。從某種意義上講，麥卡錫這種取態很大程度是基於衆議院裏的特朗普同情者人數并不少。按照一項數據統計，在目前共和黨所控制的222席國會衆議院席位中，共有147人曾在2022年11月的中期選舉選戰中接受過特朗普的公開支持〔3〕。另一機構統計出的數字稍有差異，顯示特朗普在2022年中期選舉時一共支持了162名國會衆議院候選人，最終有150人成功當選為衆議員，勝率達93%〔4〕。這145-150名共和黨籍國會衆議員大概都不太會敢於公開批評和反對特朗普。
當然，其實也有很多評論人士看出，實際上，獲特朗普支持而最終落選的共和黨人也不少，就共和黨整體而言，若非因為與特朗普關係太近，牽扯太多，且特朗普本人動作頻繁，共和黨本不至於在衆議院一戰中僅僅獲得慘勝而已。
一般媒體會傾向於將麥卡錫描述為一個建制派，正因為此，麥卡錫會被親特朗普的極端派所刁難。這種描述大致上基本準確，但又不全對。事實上，會對麥卡錫造成壓力的不僅有親特朗普的極端派，共和黨裏的相對溫和派其實也會對麥卡錫造成壓力。比如，麥卡錫曾多次宣稱要將立場與他完全相反的民主黨議員伊爾漢·奧馬爾（Ilhan Omar）踢出國會衆議院外交委員會 （House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且一旦共和黨奪回衆議院就會啓動相應的步驟。在程序和制度面上，因為共和黨目前在衆議院的多數地位僅僅衹是握有極微弱的多數和優勢，要達到踢走奧馬爾這個目標，客觀上就要求衆議院共和黨人不能跑票。偏偏奇怪的是，已有至少兩名溫和派的衆議院共和黨人公開反對將奧馬爾踢出外委會。因為他們認為，佩洛西在任時曾對衆議院共和黨人做過類似的事情，非常不公道，且堪稱史無前例；但正是如此，共和黨拿到權力之後，就不應對民主黨人做同樣類似的事情，而應以更高的標準處理和權衡這些問題〔5〕。如果持類似看法的共和黨人再多幾位，麥卡錫踢掉奧馬爾的計劃就會徹底流產。
麥卡錫亦有較強的對華新冷戰式思維。早在2022年9月時，麥卡錫曾宣稱他和共和黨人的任務就是要以極高的強度來監督拜登政府，使拜登政府必須事事以美國利益為優先考量，而在具體方案上，當時麥卡錫就已提到，他的一大政策機軸是要將諸供應鏈都從中國帶回到美國(the return of the supply chain from China to the United States)〔6〕。在2022年的12月初，那時共和黨在國會衆議院才剛確定勝選，麥卡錫就已公開將中國共產黨定性為“美國目前及未來的最大地緣政治威脅”（greatest geopolitical threat of our lifetime），并且在共和黨內成立了一個專責調查和研究所謂中國問題的小組，由威斯康星州的國會衆議員Mike Gallagher來負責牽頭。
從技術層面看，因為民主黨仍控制著參議院，而共和黨在衆議院的控制權優勢是相對較弱的，因此，就如不少美國政治分析媒體所指出的那樣，若法案在衆議院衹得到共和黨單方面支持和推進，而衆議院民主黨并未首肯或乾脆直接反對，那麼這類法案在參議院能過，并最終能真正落實為法律的機會將很渺茫 （as long as Democrats control the Senate, bills that pass the House on a party line vote have little chance of ever becoming law）〔7〕。而如果麥卡錫在這類法案裏向共和黨的極端保守和右翼民粹派妥協的話，這類法案勢必會引起更大的爭議。
二、議長選舉風波折射出的共和黨內結構性問題
此次議長選舉風波，其實再次集中反映出了美國共和黨內部長期存在的結構性問題，再次精彩驗證了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聖迭戈分校（UCSD）政治學系Samuel L. Popkin教授於近期出版的《斷裂：美國共和黨的內爆與總統制政治的未來》(Crackup: The Republican Implosion and the Future of Presidential Politics, 牛津大學出版社，2021年)一書的高度準確性。
Popkin教授認為，是共和黨在過去的十多年間先上演了自爆，然後才鋪就舞台，引出了諸如特朗普和泰德·克魯茲 (Ted Cruz) 這類立場極端的政客粉墨登場。今日的共和黨，其實已從內部裂解為若干個彼此不能求得共識的小集團，互相之間的利益訴求也無法交融共生。最初導致這種裂解的乃是選戰財務法的變動和大衆社交媒體的普及。2002年通過的《麥凱恩-菲因戈爾德法案》本意旨在改革選戰相關的政治獻金制度，阻擋大公司對政黨的政治獻金，減少大公司大財團的影響力，增強政黨組織自身的能量。但在實際效力上，卻使得居於立法機構的政黨領袖權力被弱化，政黨間的和解變得更難實現。實際上最大的受益者是那些對單一事務議題有極濃厚興趣的小組織，以及超級億萬富豪們所鍾情的各個政治行動委員會（Super PACs），政黨領導層和政黨主要獻金者之間的訴求往往難以調和。在這樣的環境氛圍中，那些自吹自擂的極端型政客們就粉墨登場，他們運用在同黨同儕身上的手法，往往在過去衹會被用於和別黨競爭較量之時。而在共和黨裏，這類人尤其多。首當其衝就是克魯茲，他使自己獲得政治躍升的手法基本都是拿共和黨整體利益作為代價的。接著登場的就是比克魯茲更勝一籌的特朗普，他充分發掘并利用了共和黨黨務機器的失能，以及共和黨支持者們面臨的經濟衰頽境況。Popkin教授認為除非美國變更其選戰財務制度的相關規定，否則克魯茲、特朗普這類人必會不斷在兩黨中湧現，使得兩黨都難以達到黨內妥協與融洽共識，而該現象又以美國共和黨情況尤為顯著和劇烈。
Popkin 教授認為，特朗普之所以在2016年能從共和黨初選裏脫穎而出，其實正是由於共和黨內部已近20年的大規模“斷裂”現象而導致。所謂“斷裂”，最核心的意思即是，一黨之內不同派系間原本脆弱，但真實存在的彼此聯合關係裂解開了，由於這種裂解，即使黨同時控制了白宮和國會兩院多數地位，也沒有辦法實現其領導層所欲求的那些既定政策目標。按照Popkin 教授的看法，這種黨派的內部斷裂現象，在一個匯聚了全國層面的選戰政治獻金（national money）與基於地方層面的初選制度（local primaries）的聯邦制體系中，幾乎是不可避免、注定要發生的。目前美國所上演現象的新奇之處在於，這是史上第一次兩大主要政黨（尤其是共和黨）找不到一個強勁的內部派系來整合傳統教義與新生現實，并為黨找到新的有共識性基礎的出路。而最後壓垮大象的稻草就是麥凱恩-菲因戈爾德法案和聯邦最高法院2010年對聯合公民訴聯邦選舉專員會案（Citizens United v. 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的相關判決。這些事件之後，共和黨居於立法機構中的領導層難以有效凝聚起黨內共識，亦難以與民主黨進行實質性的商討和談判。共和黨變得難以約束旗下政治精英，難以使他們實現協同并進，同樣也難以約束代表其黨派而執掌白宮的總統〔8〕。
Popkin 教授雖并未預言到2023年年初發生的這場衆議院共和黨議長短期難產鬧劇，但其研究所揭示的共和黨內部結構性“斷裂”，卻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醞釀出今日之勢的溫床。
三、特朗普的復歸之路及目前拜登和特朗普相爭的基本態勢
事實上，特朗普已經開始著手要對國會共和黨人指手畫腳下指導棋了。最近，美國國債逼近了法定的債務上限，圍繞此議題國會共和黨人將針對民主黨統治階層展開一系列的政治攻防戰。特朗普公開建議在這一系列紛爭中，共和黨不能觸及到醫療和社會保險等事項領域，唯有避開這些事項，共和黨才能有效利用好債務上限的議題為自己得分〔9〕。在這個細節問題上，特朗普的主張其實和拜登相差無幾〔10〕。平心而論，特朗普的看法是有一點道理的，但我們也應看到，特朗普行動的目的其實非常簡單，即將自己塑造為共和黨裏的清醒者乃至於操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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