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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參與沙士抗疫的何重文醫生（左）、林偉奇醫生（右）回顧從沙士到新冠的抗疫歷程。 |
中評社北京3月5日電／據大公報報道，2003年香港爆發沙士，有正在休假的醫生被緊急召返醫院，與同事組成“六壯士”戰疫。那時候，隔離設施與防護裝備奇缺，一個N95口罩用足一日，不够眼罩，要戴泳鏡頂替；亦有年輕醫生向專科前輩惡補一堂，就立即加入抗疫，憑人手記錄病人位置、密切接觸者的行蹤……
2020年爆發新冠疫症，有曾與沙士打仗的醫生再投身“Dirty Team”，在前綫抗疫。“很多在沙士時想過的方案、准備的藥物、做過的研究，都可用於新冠抗疫”。他更認為新冠疫情加速推進疫苗、藥物的研發，讓病人不用苦等多年。
20年前香港爆發沙士，當年3月沙田威爾斯親王醫院8A病房突然出現集體感染，疫情持續三個多月。
“一開始不知道是什麼病，只聽聞板藍根、熏醋有效果，沒想到傳播力這麼強！”香港胸肺基金會主席何重文憶述，沙士是所有人都未遇過的凶猛病症，患者發病後短短兩、三日內，已惡化到需送入ICU（深切治療部）。他憶述，當時剛取了長假，照顧太太和剛出生的兒子，當接到醫院的電話後馬上銷假，走上抗疫最前綫。為減少暴露於風險的醫生人數，醫院將何醫生與其他五位資深醫生，組成一支“六壯士敢死隊”，由收症、抽血到診治，都由六人“一腳踢”。
“當年裝備不足，用泳鏡充眼罩”
何重文說，當時確診患者全部安排在醫院六樓，但并無隔離病房，“大家都沒有經驗，加上個人防護裝備不足，醫護人員每日只用一個N95口罩，中午找個紙袋裝起來，下午再繼續用，有時甚至會用泳鏡充當眼罩。”
“不但患者會感到無助，但其實醫生們亦一樣會。”美國胸肺學院港澳分會會長林偉奇表示，當時在公立醫院工作，有朋友確診，他卻感到無能為力。為應對沙士的高傳染性，他找到前衛生防護中心感染控制科學委員會主席、香港大學傳染病學司徒永康醫生，以最快時間惡補一堂課，掌握流行病學調查重點，隨即在醫院內與一組專責醫護人員進行追蹤調查。＜nextpage＞
當年受技術限制，沒有資訊工具輔助追蹤，林偉奇與同組醫生親自調查，將沙士患者入院後的位置、行蹤記錄下來，找出密切接觸者，并以人手主動尋出院後再入院的密切接觸者，然後警示有關病房的醫護。
“很多戰沙士方案，有助戰新冠”
2020年香港又爆發大規模的疫情，林偉奇說，新冠疫情持續三年，時間更長、傳染性更高、人數更多，幸好比沙士的致死率為低，“我們無法預測下次疫症是以何種形式出現，以及有多大影響，但希望在科技及研究上能做到更加充足的准備，日後可更靈活地應對傳染病。”
何重文認為，兩次疫症的病源和治療方法相似，“沙士時曾想過很多方案，但因需長時間研究搜集數據，當年三個月的疫症期間未及推出，但在新冠疫情爆發期間，回想起當年的方案和研究，稍作調整後已可很快試行，包括藥物利巴韋林，以及‘雞尾酒療法’等，沙士時曾想嘗試使用的，都可以在新冠中使用。”
他又認為，新冠疫情加速推進醫學發展，包括疫苗研發、藥物研發等，“以往類似的研發過程，往往需時五至十年。我們可以由此反思，現時醫療系統中還有哪些方面可以進一步加速，未來是否藥物研發等可以更快，不要讓病人等得太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