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說一下困局，現在出現了三種對歐盟世界秩序的挑戰：首先是歐盟內部顯現認同政治裂痕。波蘭的法律與公正黨自2015年執政後，對其司法體制進行改革，歐洲法院裁決認定其措施有違歐盟的法律秩序和價值觀念，對波蘭處以每天10萬歐元的罰款；匈牙利的歐爾班政府因拒不遵從歐盟的難民政策等原因，也被歐盟認定為“民選獨裁混合政體”。由於波匈兩國的“民主不達標”，歐盟停發了預算案中應撥付它們的數十億歐元的“凝聚基金”和高達數百億歐元的“新冠肺炎疫情復甦基金”。這些現象表明歐盟這些自由主義理念甚至沒有完成內部“同化”，在一些天主教國家，婦女的墮胎權、LGBTQ等性別權利也有激化矛盾的潛在可能。其次是所謂“非自由”國家的崛起。歐盟理事會前主席圖斯克曾言，中俄兩國同為歐盟的“外部威脅”。法國總統馬克龍2019年在法國外交使節會議上曾說“西方霸權的終結，不在於經濟衰落，不在於軍事衰落，而在於文化衰落。當你的價值觀無法再對新興國家輸出時，那就是你衰落的開始”。再有就是地緣政治的回歸，2022年爆發的俄烏衝突是二戰結束以來，歐洲發生的最大規模的一場戰爭。這場危機讓地緣政治安全因素壓倒經濟發展和繁榮動機，逼迫歐盟在經濟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等議題上的立場迅速保守化。
在2.0版本的歐盟自由主義世界秩序中，一、二、三層面的內容相互交織和滲透，正常的經貿、投資活動和國際合作中滲入了越來越多的意識形態因素，以“民主”和“進步”價值觀為名的經濟制裁破壞自由主義世界秩序中的貿易和投資自由，滋長了經貿活動泛政治化和泛安全化的不良風氣，這些單邊舉動也違反了歐盟所崇尚的國際法治和多邊主義原則。政治層面的所謂自由主義“擴張潮”會給世界秩序穩定帶來反噬效應，“毀滅”自由主義世界秩序的可能正是美國和歐盟自己。
未來可能會出現這樣三種情形：
第一，歐盟理念從冷戰後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2.0版回到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1.0版。內外交困，有可能會讓歐洲重新發現主權的意義。202年1月，德國總理朔爾茨總理訪華，筆者注意到在他與習近平主席會談時，習主席說“我很欣賞德國前總理施米特的一個觀點，就是政治家應當寧靜接受那些不能改變的，以勇氣改變那些能改變的，用智慧分清其中的區別”。赫爾穆特·施米特（Helmut Schimidt）20世紀70年代擔任聯邦德國總理，他是一位歐洲的知華派政治家和哲人。“寧靜地接受那些不能改變的”恐怕主要是指自由主義國際秩序中的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差異，如果無法改變，歐洲或許可以率先接受；對經濟和國際機制中“那些能改變的”因素，中歐雙方則完全可以以平等的姿態相互磋商，互諒互讓找到共識和利益交叠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