擴消費與擴投資也有很大區別。雖然二者是總需求擴張的兩個方面，但是擴投資所產生的影響更深遠，因為它是穩定經營主體很重要的手段。如果穩主體、穩就業、保主體、保就業沒有實現，簡單的收入分配政策和促進消費政策就很難起到消費恢復和擴張的作用。在當期雖然表現為投資，但也會表現為就業和收入，還會表現為消費的穩定。更重要的是，投資在下一期會產生新的供給。因此，消費的衝擊是當期的，而投資的衝擊是多期的，這種多期衝擊決定了要考慮投資的動態平衡，考慮整個國家、社會和微觀主體的跨期動態平衡。投資擴張在當期表現為需求衝擊，但是在下一期表現為供給衝擊，這兩種衝擊的動態平衡決定了投資的恰當速度。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消費是基礎性的，投資是決定性的，投資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動態視角上有很多契合的地方。
在中國這樣一個趕超型社會，一個安全網還沒有構建齊備的社會，無條件地談消費擴張，簡單地把疫情時期的消費修復與周期性變化的逆周期調整，與長期結構性改革的收入分配制度調整等同起來，可能會導致一些理論上的誤解。我們必須從總量平衡、結構平衡、動態平衡上區分供給端和需求端的作用，尤其是要從動態平衡的角度，以中長期視角分析需求端和供給端的作用。
改革是協調擴大內需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關鍵點
文章指出，今年的政策要尋求與供給端和需求端的重要改革相配合。只要出現持續的市場出清困難，無論是通貨膨脹還是緊縮，無論是產能過剩還是不足，都意味著存在著失靈和扭曲，需要在制度上進行修正和調整。改革是協調擴大內需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關鍵點。無論是在擴大需求、緩解供給衝擊，還是在逆轉預期減弱上，改革都是關鍵點。
同時，我們要在短期政策中找到一條消費與投資、擴內需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相契合的政策路線。其中，消費政策、投資政策所錨定的方向一定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所錨定的方向。如果這兩個方向南轅北轍，就會導致供給端和需求端在中短期出現矛盾，從而導致政策過度搖擺，進一步產生市場扭曲。很多地方在擴大內需的過程中，嚴重違背高質量發展的要求，違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要求，通過走老路來擴內需、擴投資，導致後期的改革壓力越來越大。
今年經濟增長目標設定在5%左右，低於31個省市所設定的平均目標5.9%，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考慮到了擴內需一定要符合中長期高質量發展的要求，擴內需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間要有破與立，有短期和長期的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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