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後，柴琳重點分析了負面認知產生的內部原因。她認為民族主義對於這種認知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柴琳強調，民族主義是近代以來韓國比較具有號召力的意識形態，是朝鮮半島特有的歷史產物，並始終存在著不同形態的民族主義的競爭。從近代以來，韓國一直想要重新定義朝鮮半島和中國的關係。在20世紀的前50年裡，韓朝鮮半島一直掙扎於去中國化和針對於日本的去殖民化的過程。與此同時，朝鮮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經歷了一個抵抗帝國主義壓迫，爭取民族獨立統一的歷史時期。但是韓國建國以後，這種民族主義逐漸發生變化。有學者將韓國現代社會分成了四大體制，第一個是李承晚治下的極右反共體制“1948年體制”，第二個是朴正熙的獨裁體制“1961年體制”，第三個是民主憲政體制“1987年體制”，這一階段開啟了民選普選。再到新自由主義的“1997年體制”，即1997年金融危機之後的體制。
柴琳談到，這四大體制中出現了比較有代表性的三代人。第一代人是經歷了朝鮮戰爭和冷戰的老年保守世代，他們的生涯跨越了李成安的“1948年體制”和朴正熙的“1961年體制”，所以反共意識比較濃重，是堅定支持韓美同盟的力量。第二代是“86世代”，即在60年代出生並到80年代接大學教育的一代人，他們經歷了反獨裁運動，是韓國工業化和民主化的最大受益者。他們向往南北和解統一，並且比對華持友好態度，構成了當下韓國政界進步陣營的主體。第三代人就是MZ世代。1997年韓國在經歷亞洲金融危機之後，金大中政府啟動了韓國經濟的新自由主義轉型，在這種體制之下，韓國的青年群體形成了與之前兩代人完全不同的特徵，是偏右翼的“大韓民國民族主義”的信奉者。他們承繼了右翼民族主義的國家主義色彩，既驕傲於保守陣營標榜的經濟成就、也自豪於進步陣營標榜的民主化成就。
“韓國的青年群體對於韓國文化強國身份的自豪，化成了想要向世界正確介紹韓國文化的使命感，這也引發了中韓文化爭議的一個核心因素。” 柴琳表示，由於青年群體所信奉的是韓國而非韓民族的正統性和合法性，這也使得他們對於朝鮮半島的統一持漠視甚至排斥的態度，也暴露出韓國年輕一代對於多民族國家形態想象力的缺乏。同時，韓國的青年群體也很焦慮。在1997年後，韓國全面啟動新自由主義改革的獲益者為官僚、財閥、國際金融資本等政治經濟精英聯盟，成本卻轉嫁給了中小企業、勞工與普通民眾。勞動市場的不穩定與雇傭靈活化加深了社會經濟兩極化與不平等：求學、就業競爭加劇的同時，失業、臨時工與低薪工作成為常態。因此青年一代的生存焦慮特別強烈，並且這種情緒容易轉化為對鄰國的負面情緒和本國的優越主義。
她指出，在這種競爭的焦慮下，韓國的青年群體認為“公正”成為了比較稀缺的價值，因此過往幾年間很多備受關注的社會問題，其實都與青年群體對公正價值的高度敏感相關。比如朴槿惠的閨蜜幹政醜聞以及2019年對曹國的女兒享受入學特殊照顧的抗議，都說明一旦觸及公正問題，韓國的青年群體對於保守陣營還是進步陣營都會不留情面。此外還有北京冬奧會中黃大憲判罰的問題，韓國的輿論會認為大眾的憤怒並不是源於唯獎牌論，而是認為這是一個不公正的問題。這其實就是一場由青年群體的焦慮和嫌惡情緒所驅動的厭華問題。“我們現在可以看出，韓國的青年群體對於中國的負面認知，與他們在1997年的體制下形成的民族主義密不可分，”柴琳分析道，“他們是自豪的大漢民國民族主義者，也是在極端兩極分化的社會中無比焦慮，對公正的議題高度敏感的生存者。”
而關於中國的青年群體，柴琳認為從中國的發展進程來看，他們是出生在“富起來”階段並成長於“強起來”階段的一代人。經濟的強勁增長，使得中國青年群體的物質條件不斷改善，也為青年群體的文化自信提供源泉。他們對於國家的高度信任史無前例，同時對西方的價值觀越來越冷漠。但是中國的青年群體也面臨著“摩天大樓型”人口年齡結構的快速到來、內卷壓力等諸多現實問題，這些問題也影響了中國青年群體對外部世界的認知。目前中國青年群體的身份認同已經步入到一個新的“覺醒年代”，愛國主義、民族自豪、平視世界等理念已經成為中國青年最突出的精神價值。
“我們不可否認中國是文化大國，‘中國的傳統文化博大精深’這些理念已經浸潤在中國人的價值觀當中，” 柴琳最後說，“但是中國目前還不是一個文化強國，中國文化軟實力的表現與物質硬實力的日益強大其實並不相稱，中國文化的傳播問題亟待解決。”因此，文化自信使中國青年對外部世界產生了一種距離感，但是當他們發現中國文化面臨著“走出去”的問題時，中國青年也會產生不安與失落。再加上之前中韓又圍繞歷史文化問題早有爭議，使得中韓兩國的年輕人在網絡上互不退讓。當這種議題頻繁出現且成為焦點的時候，認知的偏向便會逐漸意識形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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