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說，後來男方開始有些進一步的舉動；“例如沒問過就幫我買早餐”， 或叫計程車到她家樓下要求陪他去喝酒。且傳訊息頻率越來越密集，常深夜打電話。
她指控，男方在各種飯局喝醉時對她摟腰、摸屁股、玩頭髮、偷親臉頰。她稱自己都拒絕，卻沒效，“這些事情都讓我難受到好想死”，但還是必須故作微笑的說，你不要這樣。
她說最令她恐懼的，是有兩次部門到外縣市出差，必須在外過夜時，餐會結束，男方跑來要求她回飯店，她拒絕後，男方竟回“妳給我上車”。她說當時只好向其他在場的年輕學生們說“沒事沒事”，就跟著他上計程車回到住宿處。
之後男方跑來按電鈴，藉故說他的錢包放在她背包，他要進來拿，一整晚都用此理由想進房間，但事實上，他的錢包根本不在這裡。她控訴，雖已明確要求他離開，但男方不但拒絕，還瘋狂按電鈴、敲門、踹門，最後直到其他同仁來把他帶走，才結束這場鬧劇。
另一次是她住在他房間隔壁，她提醒他講電話聲要小聲點，因隔音很差，但男方馬上跑來敲門質問她聽到什什麼，結果她開門後男方把她房卡抽掉，“叫我去他房間談”。
“我決定向主任申訴”，她說，面談一開始，主任告訴她：“他每天送妳早餐已經是很嚴重的事了！”她本來抱著信任繼續告訴主任，指自己有明確表達拒絕態度，但主任聽完後卻又表示：“不是啊！妳給人家燒到整懶趴火，還關門說要保持距離，誰不把這個門撞開”、“雄性動物追求異性不成，總會被傷自尊嘛，妳要多體諒”，反過來檢討她。
她控主任後來態度大轉變，開始針對她，處處對她的計劃書、工作藉故刁難、嘲笑、威嚇；除隱蔽性平事件，甚至以這件事影響部門氣氛，逼她要跟男方道歉。“他給我三個選項，一是調到其他部門，二是用黨內規處理（資遣）我，三是要我跟男方道歉”。
她描述，當時地點是在中華路錢櫃，我一到場，看到男方拿著Bar、翹二郎腿，一副氣勢凌人。她記得男方說出口的事情，無論是否與我有關、是否是事實，她都一一道歉，主任就開始嘲諷她：“一開始就跟妳說，妳這個人就是不受教！”，“我卑微的回應對不起，我不應該”。沒想到結束時，她突然感覺呼吸困難，“嗯！我倒下了”。倒下後，她說感受到一股黑影襲來、身體被觸碰，是男方面對面抱著她。他還自豪的對旁邊黨工說：“有人昏倒就是要這樣抱！”當時她全身無力，面對整個身體腰間被男方摟著“我真的很想大聲尖叫，但我根本沒有力氣反抗”、“我真的覺得我全身都髒透了”。
她批主任不時在工作群對她冷諷，甚至用髒話出言辱罵，罵我：“幹”、“妳很機掰”，也曾當眾羞辱我沒腦子。我那時患上憂鬱症，需服藥，“所以我也有錯，精神不濟”，“但我受到的懲罰真的合乎比例嗎？”更說有次主任氣著把她拎到我前主管新聞部主任的辦公室，扔下各種文件、黨內規，“要她把我帶走，說他不想看到我”。實在承受不住壓力，她最後決心要辭職，返回家鄉靜養。
但她說交接完資料，正慶幸終於要從這個工作解脫時，竟又直接在黨中央10樓昏倒。她說她聽得到大家呼喊的聲音，但她全身無力，黨部叫了救護車送到台大醫院急診。“我就在民進黨的中央黨部，因遭受職場霸凌而昏倒。可能連電影都不敢這麼演，但這一切都如實發生。”
她表示，她事後得知，這消息也驚動到高層，但後來，也沒有任何下文。很遺憾“從我受害至今，從未獲得應有的對待與說明”。
她進一步地說，她也曾想投訴，但擔心傷害黨、連累黨工朋友的政治生涯，甚至會自我懷疑：“開性平會有效嗎？會不會變成羅生門？年輕黨工要為我作證嗎？他們還有很長政治路要走，要因為我斷了他們的路？”每次想完後，我就作罷放棄，仍如同行屍走肉般的過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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