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6月7日電／在大國戰略博弈加劇、俄烏衝突爆發、國際戰略格局出現重大調整的背景下，日本對本國防衛政策進行了重大調整。以制定《防衛計劃大綱》等安保文件為主要標誌，日本防衛政策自冷戰後進行了六輪調整。
第一階段，1991年至2000年，“全方位防禦”構想。冷戰結束後，亞太地區的安全環境發生重大變化。日本於1995年12月制定了《1996年度以後的防衛計劃大綱》，對防衛政策進行了冷戰後首次調整。其主要特點是由重點應對蘇聯威脅轉變為全方位防禦。在對威脅的判斷上，由冷戰時期的主要對付蘇聯轉向應對所謂朝中俄“多元威脅”。在軍事部署上，由過去側重北方轉變為北、西、西南均衡部署，力求建立起全方位防禦體系。
第二階段，2001年至2010年，“多能、靈活、有效”構想。2004年12月，日本根據“9·11”事件後的安全形勢變化，制定了《2005年度以後的防衛計劃大綱》，其主要特點是“主動遏制”色彩明顯加強。在威脅判斷上，提出要發展快速、機動、靈活、多能且以高技術力量和情報能力為支柱的“多能、靈活、有效”的防衛力量，有效應對包括國際恐怖組織活動在內的“新型威脅和多種事態”。日本此時的防衛政策目標已不僅僅滿足於確保日本本土安全，還要通過積極參與國際安全合作，主動遏制潛在威脅，創造有利於日本的外部安全環境，表明日本開始由“專守防衛”向“主動遏制”轉變。
第三階段，2011年至2013年，“機動防衛力量”構想。日本民主黨政府執政後，於2010年12月制定了《2011年度以後的防衛計劃大綱》，徹底放棄“基礎防衛力量”構想，提出“機動防衛力量”構想，實行“動態威懾”戰略，使其能夠更加有效遏制和應對各種事態。
第四階段，2014年至2018年，“聯合機動防衛力量”構想。2013年12月，安倍執政後出台了《2014年度以後的防衛計劃大綱》。在日本非法“購島”引發釣魚島維權鬥爭等背景下，日本首次在《防衛計劃大綱》中用“令日本擔憂”等措辭定位日本對中國軍事動向的警惕姿態，並提出“聯合機動防衛力量”構想，實施“實效性動態威懾”，更加注重建立廣泛的後勤支援基礎、聯合作戰和機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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