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人先正己，是中國古代政治文化傳統的重要內容，彰顯了古人的智慧和氣度。先賢認為，為政貴在修己，必須靠自身品行來使人信服；必須從自身做起，才能表率四方。從孔子的“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到孟子的“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從《鹽鐵論·疾貪》中說的“欲影正者端其表，欲下廉者先之身”，到南朝範曄在《後漢書》中提到的“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正人先正己的道理得到歷代仁人志士的重視，逐漸成為人們推崇的政治倫理。古人認為，地位越高、責任越重，越要時刻正身修己、身先士卒，正所謂“大臣不廉，無以率下，則小臣必污；小臣不廉，無以治民，則風俗必壞”。京劇《赤桑鎮》中，包拯有句唱詞就是：“未正人先正己，人己一樣。責人嚴，責己寬，怎算得國家棟梁？”道理很簡單，做到卻不容易。
“輕財足以聚人，律己足以服人，量寬足以得人，身先足以率人”。以身作則、率先躬行是一種智慧，也是一種擔當。春秋時期，齊國名相晏嬰對自己要求嚴格，吃糙米飯、穿粗布衣、坐簡陋車，屢次謝絕齊景公的各種饋贈。齊景公不悅，晏嬰解釋說：“平時我反對奢侈浪費，要求官員們節儉，以減輕百姓負擔。我若乘坐好車好馬，官員們便會上行下效，奢靡之風就難以禁止了。”兩晉時期，盛行空談，東晉大將陶侃崇尚實幹，以身作則，處理政務恭謹勤奮，史載“千緒萬端，罔有遺漏”，陶侃還勸勉身邊的人說：“民生在勤，大禹是聖人，尚且珍惜時間，至於普通人，則當珍惜每分每秒。”在他帶動下，僚佐們都能勤於公事。晏嬰、陶侃之所以能成就事業，一個重要原因就在於他們深刻認識到“人不率則不從，身不先則不信”的道理，所以處處以身作則，以求政通人和、風俗淳厚。
“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後人；不善禁者，先禁人而後身”。古往今來，凡是有所作為的政治家都十分注重自律，善於用自己的行為帶動周邊人。治人須先治己，正人必先正身。黨員幹部，尤其是領導幹部要善於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汲取養分，增強自律意識、標杆意識、表率意識，要求別人做的自己首先做到，要求別人不做的自己堅決不做，團結帶領群眾不斷開創各項事業發展新局面。（來源：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