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我們還需要考慮到這樣一個情況,那就是美國跨黨派的傳統建制型政治力量對於烏克蘭仍是總體力挺的,共和黨從整體層面而言也仍然宣稱自身在捍衛烏克蘭。美國學者Alan Cafruny即指出,如果特朗普勝選,同時宣佈大幅削減對烏克蘭的支援,那麼不僅共和黨政客的主流派系不會聲援他,就連共和黨中的挺特朗普派也不會敢於大聲回應他。另一位美國分析人士George Beebe則認為,即使特朗普成功當選第二任期,普京也不會敢於完全信任特氏,因為普京深知,特朗普的白宮外交團隊裡必將有很多人是完全不願意美俄和解的,俄烏之爭已經在美國政治決策圈裡形成了濃厚且深遠的反俄氣氛。
如果拜登在俄烏戰事上能基本維持住對烏方還算是較為有利的現局面,在國內治理上能夠避免大的經濟問題和金融危機風險,那麼總體而言,他對特朗普(或特朗普之外的其他共和黨人)還是頗有一戰之力的。依據現有的各項資料,我們並不能假定拜登政府已然窮途末路、必然不堪一擊。
按照美國最新民調顯示,至少55%的美國選民既不想要特朗普,也不想要拜登,他們沒有興趣看到這二人又代表兩大黨來對決一次。而美國華爾街金融資本似乎也青睞這二人之外的潛在候選人,比如JPMorgan的現任CEO 傑米·戴蒙(Jamie Dimon)就被一些華爾街金融資本視為具高度競爭力的潛在選項 。特朗普曾經的副手彭斯也已宣稱會加入選戰。但這些人是否真能改變再一次的特拜對決的局面,目前仍有待進一步觀察。
正如美國政治分析人士David Rothkopf所指出的那樣,目前特朗普雖在共和黨內仍很有人氣,但卻面臨司法訴訟纏身的窘境,普京雖在俄羅斯國內仍有不少支持者,但卻面臨俄烏衝突久而不決、西方世界群起制裁的麻煩,二人都處於艱難情勢,在彼此之間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能互幫互助,遙相呼應,而目前存在的對二人都會有利的最大翻盤機會就是特氏贏得2024大選 。從目前的情況來看,俄烏戰場持續拉鋸是個相對的大概率事件,特朗普和拜登持續拉鋸也是個相對的大概率事件,因此,較大的一種可能是,俄羅斯方面會傾其所能協助特朗普在2024年大選獲勝,並藉此最終實現大幅降低美國對烏克蘭的援助力度。對於俄羅斯來說,如果2024年之後美國持續由拜登或民主黨方面政治人物執政,俄羅斯的處境將相當麻煩。這裡還需要考慮到這樣一個層面,也就是人工智慧技術的飛速革新和發展。這在客觀上導致影響美國大選結果的成本在降低,而效率在提高。這裡可能的路徑包括:⑴通過大量偽造視頻音訊而影響美國大選進程走向,令闢謠者疲於奔命;⑵使用更有效的演算法來試圖更精準地影響投票者的決定;⑶甚至存在從技術上直接篡改選舉結果的可能等。特朗普陣營固然可能會這麼做,俄羅斯方面亦有如此操作的可能(因為可以在成本較小的前提下造成較大事實收益)。
對於特朗普來說,存在較大可能性他會繼續使用其所謂“聯俄制中”之策,對於普京來說,也存在較大可能性他會不僅樂見特朗普上臺,而且樂見特朗普採取“聯俄制中”之策,但從終極意義而言,特朗普和普京的思路又是非常不一致的。特朗普的思路目的在於擊敗拜登,取得美國國內的領導權,執政後目的也仍是鞏固與加強自身統治地位,但普京的實際想法卻遠不止“聯美制中”這麼簡單,因為俄中關係總體是較好的,彼此都沒有置對方於死地的動機和意圖,而且普京對於削弱美國有一種孜孜以求的態度,在俄烏戰事上嚴重吃虧之後更是如此。因此,普京的戰略決策動機也許是非常複雜的,他很可能寄希望於通過特朗普在美國國內削弱其整體實力,同時通過特朗普大幅削弱剛被部分修復的美歐間關係。普京可能在表面上會呼應特朗普,但其實際戰略目的卻很可能會將特朗普也玩弄於股掌之間。我們從中國角度出發,也許就要考慮這樣一個問題:俄烏戰場如果持續膠著下去,是否意味著普京會有更迫切的動力急欲扶特朗普再次上臺?
此外,我們也要看到,乍看起來,共和黨中如德桑蒂斯一路的政客們處處是以抨擊拜登為先,反復強調捲入俄烏衝突不符合美國自身利益,似乎和中國官方口徑相去不遠。但事實上,德桑蒂斯們論述的另一部分乃是要求美國回身防堵中國,把力量投注和集中到對華問題上來 。
三、中國的政策與拜登對華思維
拜登和美國不少建制派有一種較具攻擊性的思維,他們認為俄羅斯、特朗普和中國是構成對以美國為主導的既有全球政治秩序大衝擊的三種主要力量。這種歸納法對中國是非常不友善,也不公平的。儘管拜登政府此前對華頗不友善,同時拜登政府目前國內執政境況並不甚佳,但中方對於中美互利合作的前景還是較為支持,較為尊重的,充分體現了中方作為大國的擔當。
2023年5月,中國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王毅同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沙利文在奧地利舉行會晤,王毅向沙利文指出:“中美正確的相處之道是相互尊重、和平共處、合作共贏,不能簡單以‘競爭’來定義整個中美關係,不能一方面要溝通對話,一方面損害中方利益。美方應該做的是,樹立正確對華認知,防止戰略誤判,摒棄冷戰思維,停止遏制打壓,不搞零和博弈,回歸理性務實,與中方相向而行,推動中美關係止跌企穩”,王毅同時再次聲明:“中國不是烏克蘭危機當事方,始終秉持客觀、公正、冷靜立場,積極勸和促談,也一直敦促各方都不要拱火澆油。遵守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維護各國主權和領土完整應普遍適用,不能搞雙重標準。”2023年5月23日,中國新任駐美國大使謝鋒抵美履新。他在紐約甘迺迪機場向媒體發表談話時,敦促美國與中方“共同努力,加強對話、管控分歧、推進合作,使中美關係回歸正軌”,他強調“習近平主席提出了相互尊重、和平共處、合作共贏三條原則,這是新時期中美正確相處的治本之道。希望美方與中方相向而行”。
一方面,拜登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延續了特朗普政府的對華不友好態度(並在科技戰等領域變本加厲),但另一方面,我們也應看到,拜登比起特朗普來,出牌的基本路數還是要規矩不少,尤其重要的是,拜登並沒有特朗普的那種危險的“聯俄制華”思路,因此拜登治下的美國仍有潛在的與華合作可能。2023年5月,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NSC)的幾名亞太事務官員,在悉尼大學主辦的一場研討會上承認,“印太地區”許多國家並不希望被捲入美中之間“魯莽的衝突”。他們還透露,拜登希望給美國的盟友和其他親密夥伴“喘息空間”,以便能夠讓這些國家同中國進行建設性的接觸,而拜登最近尋求與中國進行建設性對話的言論,據說也是“管理同盟關係的一個重要工具” 。但筆者認為,拜登非常在意民調走勢,一旦民調下挫,他就可能運用各種手段進行挽回,而在他眼中,一個非常廉價且高效的手段就是轉移公眾視線,實施對華強硬,企圖通過強勢對華(而不是切實提高其國內內部治理水平)來曲線提振自己在國內的聲勢和支持。在這種思維慣性的作用下,很難期待拜登能真正做到對華公允與溫和。
在現階段,有件事頗值得我們關注,那就是拜登政府似乎有意在烏克蘭問題上對華放低姿態。2023年3月,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訪問烏茲別克斯坦時說:“中國關於解決烏克蘭危機的方案中有一些積極的因素。”2023年5月,布林肯在《華盛頓郵報》的一場採訪中公開闡述了美方的新態度,他不僅對中國發揮重要影響力斡旋烏克蘭危機表示歡迎,還積極肯定了中方的“立場文件”,並讚賞了中烏領導人通話,美國媒體就此分析認為:“這與拜登政府此前的表態已有明顯不同,美方針對俄烏衝突似乎開始傾向於‘承認中國的作用’。”5月10日至11日,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王毅同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沙利文在奧地利的維也納舉行了會晤。據新聞報導,“雙方就推動中美關係排除障礙、止跌企穩進行了坦誠、深入、實質性、建設性的討論。雙方就亞太局勢、烏克蘭等共同關心的國際和地區問題交換了意見。雙方同意繼續用好這一戰略性溝通管道”。2023年6月,布林肯在赫爾辛基就烏克蘭危機發表公開講話,他在講話中稱,美國正同烏克蘭和其他盟友國家一道合作,圍繞“公正和持久的和平”的核心要素達成共識,以結束俄烏衝突,他表示,美國將鼓勵中國和巴西等其他國家提出結束衝突的倡議,衹要能夠維護《聯合國憲章》以及烏克蘭的主權、領土完整和獨立。
這其中的一種內在邏輯機理可能是這樣的,拜登政府已經看到在美國國內拜登和特朗普之間可能難分上下,在國際上俄羅斯勢將力助特朗普,試圖通過特朗普來扭轉俄烏戰場一線的情勢,從這種戰略博弈的角度出發,拜登政府有可能會在一段時期內訴求於中美關係的相對和緩與改善,因此,烏克蘭問題自然就成了很關鍵的一環。如果拜登政府能持續這種相對較為開放合作的態度,中國料將在一定程度上給予積極正面回應。
樂觀一點看,從現在到2024年美國總統大選,中美之間仍然可能會發生不少摩擦和碰撞,但美方似乎不再會特別拿烏克蘭問題來刁難與攻擊中國,或者至少在這個方面的力度料將有所減弱。2023年5月21日,拜登在七國集團峰會後的記者會上表示,雖然美國與中國之間的關係因“愚蠢的無人飛艇事件”而變糟,但他預計,兩國緊張關係“很快”會開始“解凍” 。同月,第十三屆中美政黨對話以視頻方式舉行,中美雙方圍繞“中美相互認知與互利合作”的主題進行了“深入、建設性交流”。5月25至26日,中國商務部部長王文濤在美參加亞太經合組織貿易部長會議期間,先後同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美國貿易代表戴琪等舉行會談,“就中美經貿關係和雙方共同關心的問題與美方進行交流”,這是兩國商務部長在拜登任內首次舉行會談 。6月初,美方消息顯示,拜登將與中國最高領導人在2023年年中的某個時間點舉行雙邊會晤 。同樣在6月初,美國國務院亞太事務助理國務卿康達、白宮國安會中國事務高級主任貝莎蘭等訪華,中國外交部副部長馬朝旭在京會見了他們,“雙方圍繞按照兩國元首2022年11月巴厘島會晤共識推動改善中美關係、妥善管控分歧等進行了坦誠、建設性、富有成效的溝通”。
當然,我們也要充分注意到,有一些小概率事件也不是沒有發生的可能性。這些小概率事件包括:俄羅斯或美國的國內經濟出現大的崩盤態勢,特朗普被取消競選總統資格,拜登因年紀和健康問題退出美國總統大選,普京因俄烏戰事不利被迫下臺,俄烏戰事態勢發生明顯向一方傾斜而不再持續拉鋸,美俄之間直接下場交手面對面發生軍事衝突等,但這些事件至少從目前來看似乎都不是非常可能或易於發生的。另外還有一種可能即在俄烏戰場之外發生別的更大規模的美俄或美中緊張對峙局面,但現在看來似乎可能性也並不大。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3年7月號,總第30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