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視之，台灣股情與選民的政治情緒乃至投票傾向有著密切的聯繫。尤其是選前一年的股市表現，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視為執政黨有無勝算的晴雨錶。一般來說，股指漲幅越大，民眾收益越多，則執政黨連任的概率越大；股指掉得越厲害，賺錢效應越低，則執政黨選情越低迷，究其原因，主要在於：其一，炒股在島內是“全民運動”，幾乎每個家庭的收入都與股市息息相關。據統計，台灣2020年“大選”的選民人數為1931萬，而股民人數2019年底為1057萬人，到2021年底超過1200萬，且20-30歲年齡段增長最快，這意味著股民與選民的重合度越來越高。其二，台灣社會重實利、善投機、炒短線，股市好壞直接影響股民對執政黨的好感度和對經濟發展的信心，自然會在投票行為上有所反映。
四、美國不反對是勝選的重要條件
美國歷來宣稱基於“民主原則”不會介入台灣選舉，對任何一個候選人和政黨都“保持中立”，但實際上或明或暗介入和干預每一屆台灣“大選”。這是因為在“大選”中勝出的政黨、個人是未來四年代表台灣與美國打交道的主要行為主體，美國期待通過干預台灣選舉促使“意中人”當選或者“不中意的人”落選，從而維護和拓展美國在台海地區的利益，並保有“以台制華”戰略的延續性。美國在台協會前主席卜睿哲（Richard Bush）就曾指出：“美國會檢視任何一位候選人在相關政策上所追求的東西，是否與美國在亞太地區和平與穩定的基本利益一致。”⑫言外之意是，台灣各候選人的兩岸和對外政策必須符合美國維護亞太霸權的需要。在美國視中國為首要戰略競爭對手的背景下，美國傾向支持的台灣“大選”候選人大致有三個標準：必須堅決反對大陸“單方面改變台海現狀”，也就是具有抗拒統一的意志與能力；在戰略上“親美”，能夠配合執行美國“以台制華”的戰略策略安排；兩岸政策不冒進，未經美國授意，不得觸發大陸採取“非和平方式”。
美國介入台灣“大選”的時機、方式往往根據“對中美關係、兩岸關係和台灣選情的主觀分析”而定，“有選前介入也有選後介入，有明確介入也有模糊介入，有正式介入也有非正式介入”⑬等，但總體來看，選前介入多於選後介入，模糊介入多於明確介入，非正式介入多於正式介入，美國見機行事，得心應手。美國介入台灣“大選”的自信，在於美國無論對台灣政壇還是對台灣社會都擁有趨於控制性的影響力。其一，國民黨、民進黨乃至後起的民眾黨等島內各大中型政黨都奉行“親美”路線，且候選人選前有赴美尋求溝通和支持的傳統；其二，台灣社會具有強烈的崇美倚美心理，習慣於以附庸者、被保護者的角色接受和聽從美方的意見；其三，美國在島內擁有諸多可以施加政治影響的平台和渠道。因此，美國介入台灣“大選”不僅手段多、成本低，而且見效快，穩定性強。台灣民意基金會董事長游盈隆甚至斷言，“美國支持誰，誰就當選，不支持誰，誰就落選，沒有例外。”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