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說，王立強目前人不在台灣地區，也不具有台灣地區居民的身份，向心、龔青夫婦對王立強提起的控訴，台灣地區的檢調機構或將會以此為由，裁定“不受理”，或即使是受理也祭出“拖”字訣，以無法傳喚王立強到案而不了了之；但畢竟該案中的“友人證人A君”，是台灣地區居民，參與了對向心、龔青夫婦的誣告，在案中是屬於從犯地位，因而台北地檢署不能“吃案”。何況，承擔向心、龔青夫婦案件的檢調機構本身就必須對這宗冤案的形成負有部分的責任，出於“解鈴還需繫鈴人”的原理，也不能逃避責任。
儘管就向心、龔青夫婦的角度而言，其個人的冤屈確實是“苦過梁天雷”，但倘是將之置放在台海關係的位置上，更是重大的事件。實際上，在“二零二零”大選的過程中，民進黨當局尤其是蔡英文本人，在嚐到了“香港事態”的“甜頭”之後，充分利用王立強事件，為自己的選舉利用服務。當時正值“二零二零”大選倒數百日前夕，民進黨當局和蔡英文本人為了選舉政治利益，將“王立強間諜案”的傳聞，扣上“國家安全”的大帽子，藉勢藉端操作反中“認知作戰”，用以打擊國民黨候選人韓國瑜。而本應公正客觀的司法單位，竟自甘墮落拿傳聞當證據，還配合民進黨上演對向心、龔青夫婦無窮盡的境管和調查的戲碼，不僅是政治表態，更是政治追殺，結果在找不出“間諜”事證後，硬扯“洗錢案”以拖待變，繼續幫助民進黨當局賺取“反中”、“仇中”的政治利益。
其實即使是在當時，已經有許多人指出王立強“間諜案”之謬。包括銅鑼灣書店事件的當事人之一林榮基在接受媒體的訪問中表示，他遭扣押期間接觸過執行及策劃的有關專案組高層人員，但未見過王立強；王立強所說的銅鑼灣書店行動沒有提及細節，“應該是聽來的！”。也包括《金融時報》的評論指出，王立強的許多“情報”根本不能自圓其說，採訪的內容聽起來更像是其從各種新聞聽來的小道消息。更包括台灣當局情治機構的前負責人，以自己三十年負責情報機構運作的經驗，指出王立強的說法疑點甚多，而且時機點的巧合也令人懷疑背後目的不單純，質疑王立強是因為無法說服澳洲情報部門發放政治庇護，轉而訴諸媒體以求留在澳洲。而曾任台灣當局軍情處副處長的陳虎門也對媒體表示，以王立強談話的資歷和內容來看，根本在自抬身價。
但正在利用香港“反修例”事件而極力販賣“芒果乾”，抬哄自己選情的蔡英文，卻是趁此機會聲稱“中國介入台灣選舉意圖非常明顯”，並言之鑿鑿地聲稱“國安單位對此都有掌握”，趁機大肆操弄，動員安全、檢調跨境調查。在香港“反修例”及王立強“間諜案”兩股虛火的烘托下，蔡英文以打破歷史記錄的八百七十一萬票當選連任。但當澳洲內政部拒絕王立強的政治庇護申請，及澳洲行政上訴仲裁庭質疑其“間諜”身分，以至台灣地區檢察署偵辦向心“間諜”案認為“查無實據”而作出不起訴處分，及“高等法院”宣判向心夫婦無罪確定，解除出境出海禁令，直至向心夫婦返回香港後，蔡英文都不置一詞。民進黨當局如此忌諱王立強“假間諜”案，並拒絕向向心夫婦道歉，顯然是擔心，如果承認當初自己受到王立強的“誤導”，那就等於是否定了蔡英文當年高票當選的正當性，並將會影響賴清德的“二零二四”選情。
現在，向心、龔青夫婦已經提告王立強誣告罪，這張牌如果能夠打得好，甚至是在澳洲已經否定王立強的“間諜”身份，並放出風聲將會遣返王立強的情況下，如果能夠趕在明年一月十三日之前將王立強引渡回中國大陸，就必會催化台灣地區部分選民的“補償”心理，導致部分當時出於“義憤”而投票給蔡英文的選民，心中產生某種自咎心理，決定在投票時還回韓國瑜所在的國民黨及其提名的候選人侯友宜的一個公道，從而促成“鐘擺效應”式的政黨輪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