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渝洲說，他反對城鎮戰，軍人戰到一兵一卒，這是軍人的職責，沒有錯，但這是作戰指導，然而無論是贏的一方，或輸的一方，都要有“終戰指導”。贏的終戰指導是如何以最小代價結束戰爭以及減少戰後的處置問題，輸的一方則是在適當時機，在國家最小損失下終結戰爭。
李喜明說，台灣是較小的一方，如果告訴對方踏上台灣土地就會終戰，會令對方更想嘗試，而且“終戰指導”不是軍人的事，也不是戰爭之前就該討論，這是強者的語言，弱方來談就衹有投降。
“國防”安全研究院“國防”戰略與資源研究所研究員兼所長蘇紫雲表示，所謂“終戰指導”論述需極為審慎，特別台灣若有戰爭，是屬於國家生存的防衛戰爭，自當全力確保“憲法”精神、政府體制、生活方式的存續以嚇阻“侵略”，而非如同秦檜、汪精衛等掉入“和平迷思”。
蘇紫雲說，由軍事科學來看，所謂“終戰指導”（war terminationcriteria），可能是“戰爭指導”（conduct of war）的混淆與擴張解釋，必須加以區別。
蘇紫雲說，綜觀東西方2000年戰史都說明，衹有軍事勝利者才有權力提出停戰指導，要求失敗的一方接受條件。因此台灣若要討論“終戰指導”，衹有創造防衛勝利的條件下武力使用比例與停用才有意義。若是防衛失敗，則國家不再存在，只能“被敵人指導”。
丁渝洲認為，“終戰指導”議題若能引起大家討論，這是好事，不管同意或不同意，未來該怎麼做，充分討論後，才能有共識。
1960年代英國戰略思想家富勒主張，若是要採用武力達成某一國家目標，就需要“戰爭指導”以控制武力使用的程度。
“終戰指導”出於美軍“指參學院”（Armed Forces StaffCollege）在1993年出版《聯參軍官手冊》，意指在達到特定軍事目標後，就應停止武力使用以結合外接手段達成政治目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