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一步梳理，可發現，韓愈對儒學普遍性的追求，集中體現於對“博愛”與“自強”理念的提倡。其《原毀》雲：“古之君子，其責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重以周，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為善。”君子要對自己嚴格要求，對人則寬厚以待。前者是君子自強不息，後者則是寬仁博愛。儒家有追求“為己”之學的傳統，韓愈則將“為己”與“博愛”緊密地結合起來。他推崇自守道德並且守道不遷的精神高標，在《伯夷頌》中稱頌伯夷“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同時他強調對待他人不應求全責備，而應以尊重和鼓勵為本。自強與博愛的融合，為儒學樹立了新境界，對士人產生了重要影響。
弘揚開放之師道
韓愈大力弘揚師道，但他並不是對儒家尊師傳統進行簡單接續，而是著力提倡更加開放自主的從師之道。
《師說》開篇雲：“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者也。”這裡“傳道”被置於首位，強調“道”之於“師”的重要意義。其後的“受業”，不應誤為“授業”。“傳道、受業、解惑”三者，是基於學生的視角立論，即對於學生來講，老師是讓他傳承先聖之道、接受學業、解決疑惑的人。《師說》不是一篇直白宣講教師作用的“教師論”，而是處處從學生的立場著眼，闡述為學者當如何擇師、如何堅定從師之志的“學習論”。它要通過激發學者的向道、向善之志，來鼓勵其從師而學。韓愈認為，唯自尊者能尊師，衹有學者內心有積極主動的從師向善之志，才能真正做到尊師。
尊師是儒家的傳統，然而在韓愈之前，儒家比較強調師嚴道尊，強調老師對學生的約束與管教，以及學生對老師的遵從。《荀子》雲：“禮者，所以正身也；師者，所以正禮也。”意即老師要對學生進行管教，體現了禮對人的約束。《呂氏春秋》談到學生敬奉師長：“必恭敬，和顔色，審辭令。疾趨翔，必嚴肅。此所以尊師也。”《管子·弟子職》要求弟子奉事嚴師“朝益暮習，小心翼翼”。韓愈的《師說》則不強調嚴師的威儀和弟子的恭謹，而是在喚醒學者自尊、激勵其奮進中循循善誘。以自尊為本的尊師，才能突破門戶意識，建立“道之所存、師之所存”的師生關係。不僅如此，韓愈還提出“無貴無賤，無長無少”，師生關係應超越現實身份、地位、處境的種種羈絆，成為相互砥礪的精神同道。《師說》結尾處，還特別闡發了“聖人無常師”之理：“孔子師郯子、萇弘、師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這大概是中國歷史上最開放、最活潑的師生關係。
韓愈對新的師生關係的倡導，不僅體現在文章中，也體現在收招後學、獎掖後進等方面。彼時，社會上有“韓門弟子”的說法（李肇《唐國史補》）。韓愈和韓門弟子，多數都沒有發生在學校裡的直接師生關係，更不是科舉中的“座主”與“門生”。他們成為師生，是基於共同的求道之志。用一般的標準來看，韓愈與韓門弟子的關係頗為鬆散多元，亦師亦友。錢基博《韓愈志》記韓門弟子主要有十人：張籍、李翱、皇甫湜、沈亞之、孫樵、孟郊、賈島、盧仝、劉叉、李賀。張清華《韓愈大傳》認為韓愈有四友：孟郊、李觀、樊宗師、歐陽詹；韓門弟子有八人：張籍、李翱、皇甫湜、沈亞之、賈島、李賀、盧仝、劉叉。其他研究者還有不同的統計結果，如劉海峰《韓門弟子與中唐科舉》提出韓門弟子有三十七人。事實上，這個名單不可能完全統一，韓愈所建立的師生關係就是“道之所存，師之所存”的開放關係。韓愈所提倡的師道，強調學生的自尊自重，強調超越門戶意識的師生以道相合，為儒家的尊師傳統開創出新的格局與氣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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