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5月24日電／據大公報報導，一九五一年五月八日，金庸在香港《新晚報》副刊版的“下午茶座”以“姚馥蘭”筆名開闢《馥蘭影評》專欄，每天一則，介紹和評析電影作品，尤其是剛剛上映的新電影。到了月底，才寫了二十一則，金庸卻將此專欄改為《馥蘭影話》。
影評，顧名思義即電影評論，改為影話，僅一字的變動，含義卻不同。用 “話”字，非獨創。古詩早有“把酒話桑麻”（孟浩然《過故人莊》）、“卻話巴山夜雨時”（李商隱《夜雨寄北》）；今人也有《燕山夜話》（鄧拓）。“話”，指說、談；影話即說電影、談電影，減少了評或論的嚴肅古板，顯得輕鬆隨和。金庸在同年五月三十一日的“答讀者”有自己的解釋：
有許多人覺得我寫的與一般的“影評”不同，既然來信中十分之九的人都覺得這種方式很有興趣，我以為還是可以如此繼續下去的，只是“影評”兩個字得改一下。一來，自己常覺得不好意思，一個年紀輕輕的女孩子，有什麼資格對人家長期辛勤工作的成果妄下斷語呢？二來，我常不自禁把自己日常瑣事拉扯進去；所以從今天起，決定把“影評”改稱為“影話”。
金庸影話篇幅小，受字數的限制，要真正寫得精彩紛呈，絕非易事。僅以劇情簡介來說，要將曲折複雜且冗長的影片情節，高度濃縮於方寸之間，寥寥數語能辭達意盡，尚需有納須彌於芥子的文字功夫。金庸在〈話說“影話”〉（一九五二年十月五日）自述寫作的習慣，吐訴“作為『影話』的作者，卻是有苦有樂了”，“寫一篇一千字的『影話』，大概平均花五個鐘頭。其中兩個鐘頭看電影，半個鐘頭坐車來回，一個半鐘頭看書、看雜誌、看電影廣告、聽有關電影的唱片、看中西報上的影評，剩下一個鐘頭，就是動筆寫了。”“至於稿費，每個月的『影話』稿費剛夠我訂電影雜誌與買關於電影的書。”他在〈解釋《烽火流鶯》（上）〉（一九五二年十月十七日）說道：“我每篇『影話』總是不多不少寫一千字。這是《新晚報》『影話』的一個傳統，我也很同意這傳統，因為短了，讀者看得不過癮，長了會減少讀者的興致。由於有這個限制，我常常在寫了七百字之後，覺得至少還應當寫七百字，只好一句兩句地在已寫好的七百字中硬生生刪去四百字。”
金庸影話每天一篇，由一個人來撰寫，時間長了，很容易墮入一種套路模式。為追求新意，金庸剛開始採用的寫作策略，是變化作者的身份。取名“姚馥蘭”，其意來自英語的“your friend”，《馥蘭影話》自然以一個女性作者的口脗來寫。在具體的“影話”中，金庸不僅扮演一位涉世不深的年輕知識女性，而且還虛構了“丁謨”表弟、小表妹、小羅、叔叔等人物，經常一起看電影，相互交流暢談，偶爾穿插的對話，增加了文章的活潑性，又能借他人之口道出不同的意見。比如，以親身經歷來拉近與讀者的距離，《幾度山恩仇記》（一九五一年五月八日）的開頭，以叔叔對“我”的口脗，引出自己的回憶，“的確，我生命中曾有過一段時期充滿著對英雄的幻想，曾躲在房里整天讀大仲馬的歷史小說”，而後從小說與電影作比較的角度切入。又如，《蝶戀花》（一九五一年五月十三日）從中外演員的表演是否失真，帶讀者進入具體電影的評介。隨後的《龍潭喋血》（一九五一年五月十五日）則以自己對演員的偏愛，引出話題。
其次，金庸因應影片的主題、情節、人物、片名等等，選擇多種角度不斷變換“影話”的內容，且十分注意文字的表達，即文風的變化，包括文章的開頭，乃至刊花圖案的變化，以呈現其新意。例如，《馥蘭影話》專欄的刊花設計圖案是一位剪短髮的女性執筆在撰寫文稿。至一九五二年八月二十八日，金庸以另一個筆名“林子暢”撰寫《子暢影話》專欄時，作者的身份轉為男性，該專欄的刊花設計圖案也改為一位戴眼鏡的男性正坐在影院中觀賞電影。
金庸在以“姚嘉衣”筆名撰寫《影談》專欄的開篇〈從賀年卡談起〉（一九五四年一月一日）說道：“以後我寫『影談』，想範圍放得廣些，只要是和電影有關的東西，什麼都談，不一定每天批評一張新片。片場中的消息、影人們的生活、外國書報上的新資料等等，都屬於我這『影談』的範圍。”姚嘉衣的《影談》專欄確實給人耳目一新，他的〈又喜歡又感動──《守得雲開見月明》〉（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六日），在評論電影前“告訴大家孫景路和喬奇的婚訊”；在〈相愛與諒解──談《歡喜冤家》〉（一九五四年七月二日）中道出自己與香港著名演員傅奇的深談；〈石慧與傅奇要結婚了〉（一九五四年二月十一日），一看標題就知道這是當時演藝圈中、乃至社會上最大的新聞。而〈影人義演的排練〉（一九五四年二月八日）則是一則新聞報導，不僅預先透露了大家關心的春節義演的綵排動態，還仔細地細數眾多演員的動態和即將推出的節目。金庸為配合此專欄，還在副刊版“大公園”開闢了由“姚嘉衣主答”的《電影信箱》（一九五四年一月），專門回答讀者的各種提問，其中的提問不少都是金庸自己杜撰的，實際上是以一種自問自答的形式來解開讀者的種種困惑，如回答如何實現當演員的夢想：〈想做電影演員〉（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二日）、〈做演員的夢想──談《紅伶夢》〉（一九五四年一月三十一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