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別是在地緣政治競爭加劇的時代，新一輪全球格局洗牌開始，中美兩國之間的貿易戰、科技戰不斷升級。國家安全成為了我國捍衛自身發展利益的首要任務。更為重要的是，正如筆者曾撰文指出，“中國共產黨是‘一國兩制’的締造者、維護者和發展者，更是香港歷史前行的引領者和見證者。”在“一國”的領導下，香港賴以自豪的民主自由、法治文明才得以走得更為踏實。
“固治”也強調了特區政府的管治能力和管治效能即政策制定的可行性，項目落實的行動力，尤其是對民生問題的關注和解決力度。衹有將管治能力的提升具體地體現在管治效能的實現，才能讓更多市民享受到發展的實際紅利，體會到“一國兩制”作為歷史性創舉的現實優勢，才能進一步推動香港的自我改革和結構性轉變。
然而，筆者認為，“固治”的另一個面向則是如何發展並鞏固香港的原有優勢和競爭力，使得以金融、股票、房地產以及航運交通等傳統支柱產業和生產力，在新的治理和發展模式下，轉換成為具有競爭力的新質生產關係，帶動和開拓更具活力的就業市場，擦亮香港作為亞洲國際城市的“金字招牌”。
在“治”的基礎上談“興”，就要具有與時俱進的眼光。首先，“興”要有人才之儲備，要使得香港成為高新人才的“高地”。無論是從產業轉型還是到鞏固提升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都離不開人才的創新性參與。《決定》支持香港、澳門打造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這實際上是強調了香港目前轉型的核心突破口。隨著北部都會區的發展，創科人才的來港和龍頭企業的落戶必然會成為香港未來科創發展的動力源，也將會對中國更高水平的對外開放發揮更為積極的作用。
其次，“興”本質上也與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路徑息息相關。無論是大灣區建設的參與還是國內大循環的融入，香港扮演著內地聯通世界的“超級聯繫人”和“超級增值人”角色。香港要有意識地助力內地走向世界，拓展國際市場，在此過程中，實現自身的發展轉型，在激活本地市場的同時，牢牢地抓住國內、國際的雙流通渠道，實現新質產業的重新布局。
將發展的“興”落實到民心
最後，“興”更意味著一種向心力、凝聚力，是關乎市民參與社會發展的信心，更是關乎社會認同的核心。將發展的“興”落實到民心，才是能實現建設香港、繁榮香港的關鍵。衹有實現共同建設、發展果實為全體香港市民所共享，香港才會實現真正的欣欣向榮，由“興”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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