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莒縣和安徽蒙城相距近千里，然而，兩地出土的大口陶尊無論是形狀大小、壁的厚薄，還是刻畫符號的位置和用力程度都高度相似。通過岩相鑒定分析及等離子體發射光譜技術對兩地出土的大口陶尊的礦物稀土元素及微結構等測試分析，兩件器物均為在當地取土、燒制而成，出現相似性應該是文化傳播的結果。研究人員認為，尉遲寺古人很可能從山東遷徙而來，同時帶來文化傳統，製作出具有原生地文化風格的陶器，並在此延續發展。
據不完全統計，目前已發現30餘例有類似刻畫符號的大口陶尊。除“日、月、山”形之外，刻符多種多樣，既體現了人們對自然萬物的認知，更展示出當時文明的發展程度。這些符號與殷商時期一些表意字非常接近，它們究竟是某種圖騰族徽，還是對自然現象的抽象摹畫，又或是古文字的雛形，目前學術界尚在探討，但有一點已經成為共識：它加深了人們對中華文明源起的認知。
文字是人類的足跡。從5400年前兩河流域蘇美爾人粘壓在泥板上的楔形文字，到5000年前古埃及人刻寫在神廟石碑上的神文聖書，再到3300多年前古代中國人創造的甲骨文，文字推動了歷史，也記錄了歷史。在中國的考古資料中，距今八九千年前就已經出現了人類有意識的刻畫，開啟了文字創造的先河。黃河流域的裴李崗文化、仰韶文化，長江流域的河姆渡文化，淮河流域的賈湖文化、雙墩文化等，均鋪設出以陶刻符號為特徵的人類文明發展的重要通道。
陶制重器
帶有刻畫符號的大口陶尊是距今6300—4500年大汶口文化時期的陶制重器，製作如此大型的陶制器物，非少數人的短期之功，從一個側面體現了當時中國制陶文明的發展程度居於世界領先地位。我們的先民於1萬多年前發明陶器，從最初簡單粗陋的小罐、小鉢，到器型穩定多樣、裝飾絢麗多姿的彩陶，再到技術精湛、工藝高超的“蛋殼陶”黑陶，及至印紋硬陶、釉陶，直到瓷器誕生，陶器的起源與發展正是中華文明不斷創新、不斷發展的見證。一部中國陶器發展史也是一部中華文明不斷創新、連綿不絕的活態發展史。
應當說，陶器的發明源於實踐需求，又不斷發展創新應用於實踐。隨著環境變化、社會發展和技術成熟，陶器的形制和功能日趨多元複雜，各類陶器的不同組合形式日益豐富。仰韶文化半坡時期的人面魚紋彩陶盆、廟底溝時期的花瓣紋彩陶、汝州閻村的鸛魚石斧圖彩陶缸、鄭州大河村的彩陶雙連壺、馬家窑文化的人物舞蹈紋彩陶盆和陶寺文化的彩繪蟠龍紋陶盤等，這些中華大地不同地區先民創造出的代表器物都是時代的精品。從滿天星鬥到百川歸海，它們正是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重要表征，也是中華文明五大突出特性的鮮明印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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