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結構亟待轉型
發展中國家的脆弱性表現在其依賴於資源、能源和出口導向的經濟模式，在高度全球化的發展階段，低附加值和產業鏈底端帶來的價值必然損耗大量的資源、人力和市場。諸如東南亞諸國、巴西、南非、土耳其等國家不具備龐大的內需市場，勞動力人口更是處於低增速，無法支撐未來向更高階段發展的資源和禀賦。
部分發展中國家的製造業均呈現不同程度的下滑趨勢，一方面是傳統的製造業萎縮，製造業在經濟結構的占比下降，另一方面的新型製造業發展滯後，科技創新乏善可陳。早期的出口導向型經濟體，例如新加坡、韓國等，在後期轉向科技創新領域，得以率先邁入高收入階段，而大量發展中國家遭遇經濟結構性困境後，其脆弱性將充分暴露。
全球化分工和廉價的國際融資使發展中國家快速獲益，卻未能及時推進或選擇了錯誤的改革。拉美國家在20世紀石油危機爆發後，受到國際貿易環境惡化的影響，迫於結構性矛盾壓力，錯誤地選擇了進口替代模式和“舉債增長”的戰略，導致債務加劇，經濟岌岌可危。
除了內部結構，外部因素也對發展中國家造成衝擊。貿易摩擦和“關稅戰”造成發展中國家的外部投資環境惡化。聯合國貿發會議（UNCTAD）發布的《全球投資趨勢監測》報告預計，流入亞洲發展中經濟體的外商直接投資估計將下降12%。加上國內政局不穩定，部分發展中國家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甚至出現“逆行”現象。
勞動生產率低是發展中國家二元結構轉型遲緩的根本原因。相比城鎮化率超過70%的發達國家，多數發展中國家城鎮化率剛剛超過50%，勞動生產率與發達國家也拉開三倍左右的差距。
而較低的勞動生產率增速使得債務負擔不可持續。據國際金融研究所（IIF）數據，截至2023年底，新興市場債務規模已攀升至104.6萬億美元，較2022年增長7.1%，占全球總債務比重由2022年的32.8%上升至33.4%。在此背景下，需要警惕部分發展中國家的主權債務違約風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估計，目前新興市場有約2370億美元的外債面臨違約風險。
此外，發展中國家所處的地緣政治風險也在持續上升，如何破解經濟轉型困境並融入“再全球化”面臨重大考驗。中國的經濟轉型經驗可為發展中國家提供成功樣本，即加快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一方面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堅定實施擴大內需戰略，推進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鞏固國內超大市場；另一方面推動國際國內循環相互促進，積極拓展外部市場。2023年中國最終消費支出、資本形成總額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分別為82.5%、28.9%。同時，中國的製造業特別是先進科技投資增長加速度，加快構建“消費內需增長（擴大內需）＋科技創新升級（培育新動能）”的新格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