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加強與國際標準的對接
在香港，有關個人資料的收集、持有、處理及使用（包括跨境轉移）均受《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的約束，因此，修改和完善《個人資料（私隱）條例》對香港深化中美數字貿易、加快成為全球數據流動中心意義重大。同時，一旦確立中國內地、香港、美國互認的標準合同條款，將極大便利三地企業間的數字貿易。
首先，修改和完善《個人資料（私隱）條例》。健全以《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為核心的信息、數據法律法規，是促進數據在香港高效流動、適應日新月異的數字經濟和國際法律環境的制度保障。在修改和完善的過程中，需儘量做到兼顧中國內地和美國的相關法律。例如，將“個人資料”的定義範圍擴大為中國內地與美國對於“個人信息”定義，以便“車同軌，書同文”，助推三地個人信息保護水平的一致。關於《個人資料（私隱）條例》中處罰措施的完善，可徑直規定違反條例的行為將受到何種處罰，與中國內地“高達5000萬人民幣或上一年度營業額5%”、美國“最高7500美元的民事處罰，以及向每位消費者支付最高750美元的賠償金”懲罰程度相匹配。
其次，建立三地統一的標準合同。鼓勵香港牽頭與中美協商制定三地流通的標準合同，通過與中國內地和美國數據保護機構的深入溝通，把握各自的數據保護要求和合規性標準，最大程度找到共同點，制定三方都能接受的合同條款。同時，應考慮不同法域的管轄和適用問題。在國際法框架下，合同條款應載明豐富的法律選擇和有力的爭議解決機制，並體現出香港作為牽頭方“超級聯繫人”的功能定位，以便在發生爭議時能及時解決。此外，在實施成熟後，可建立標準化合同的格式合同，有效降低企業個人信息跨境流動相關業務的合規成本，促進三地商業交流與合作。
（二）主動牽頭制定三地數據流動協議
2023年12月，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與香港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共同制定了《粵港澳大灣區（內地、香港）個人信息跨境流動標準合同實施指引》（以下簡稱“《指引》”），《指引》指出個人信息處理者和境外接收方應分別向屬地監管部門備案，並接受屬地監管機構的監管。這一規定不僅保障了數據跨境流動的合規性和安全性，也為兩地提供了共同遵循的監管框架。本文建議，香港可以《歐美數據隱私框架》為基礎，圍繞《指引》要求，制定三地數據流動協議。具言之：借鑒《歐美數據隱私框架》，依托多邊協議打通跨境數據流，開闢數據出境的便捷通道，完善數據出境安全管理制度。以區域為基礎建立的合作框架便於香港與中國內地、美國就數據保護議題充分溝通各自的訴求和關切點，力爭協商一致達成規避風險的配套系列措施，並定期通報各方落實、執法、監督進展等情況。在監管方面，處理三地不同監督管理機構如何監管數據跨境流動的問題，可立足於《指引》，明確數據流動的法律框架與合作機制，例如個人信息處理者、信息中轉方、境外接收方應分別向各自屬地監管部門備案，並接受其管理。同時採用數據出境事中事後保障機制，構建多元化權利救濟機制，包括但不限於：（1）與屬地監管機構直接溝通或申請司法救濟；（2）向獨立的爭議解決機構起訴；（3）申請由下文詳細提及的國際調解院進行仲裁。此外，可建立數據出境安全保障機制，對數據出境情況進行不定期抽查，並豐富投訴舉報渠道，強化出境數據全生命周期風險防範與安全管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