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在粵港澳大灣區深度融合、兩岸融合發展全面深化、“決定兩岸關係走向的根本因素是祖國大陸發展進步”的新歷史背景下，“一國兩制”中有關“生活方式”不變的論述應予以與時俱進的調整。
他說，“一國兩制”理論的締造者是在國家完全統一前或港澳問題解決之前進行思考和設計的，故在傳統論述中，“一國兩制”是在“一國”前提下，維持港澳台原有社會制度不變、生活方式不變。但以回歸後“一國兩制”港澳實踐經驗為例，正是因為香港社會對內地生活方式的排斥、抗拒以及政治化操作“兩地矛盾”，再加上原有制度和法規的漏洞，才導致“反中亂港”勢力形成一定社會基礎。不過，隨著國安法令香港浴火重生、根除挑撥兩地矛盾的隱患，以及近年來粵港澳大灣區軟硬件對接、銜接機制的完善，香港民眾轉而“擁抱”內地、崇尚內地生活方式，“港人北上”絕非簡單的成本考量，而是對內地高科技、高智能、高性價比的“高質量生活方式”的熱愛與期待。
他認為，從這個角度看，“新質生產力”是引領祖國大陸（內地）生活方式迭代升級的關鍵所在。因此，在深化融合發展的脈絡下，所謂“生活方式不變”的論述需要進行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的優化，應該可以修正表述為：在保留和尊重原有生活方式的前提下，共同追求、發展和創造新的生活方式。這樣一來，“一國兩制”找到了最後一塊理論拼圖，也為今後港澳台治理打開了新的思路。因此，首先要通過閩台示範區建設，加強廈門、福州在生活方式上對金門、馬祖的吸引，加強相關配套論述的建構。
第三，由於長期以來涉港、涉台跨領域、跨學科研究力量有限，香港由亂到治、由治及興的豐富經驗，如何有機融入現有對台話語體系、“一國兩制”台灣方案論述體系，目前也是“空白”較多的理論性課題。
他說，在第三份《對台白皮書》中，特意對香港“修例風波”以來形勢變化及對台意義做出原則性闡述，包括“受各種內外複雜因素影響，‘反中亂港’活動猖獗，香港局勢一度出現嚴峻局面。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審時度勢，採取一系列標本兼治的舉措，堅持和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推動香港局勢實現由亂到治的重大轉折，進入由治及興的新階段，為推進依法治港治澳、促進‘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打下了堅實基礎”。同時白皮書中提出“一些台灣同胞對兩岸關係性質和國家認同問題認識出現偏差，對祖國統一心存疑懼”，也與香港問題有所關聯。
因此他認為，這方面的“深水區問題”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近年來對香港選舉制度的完善，只不過是重新回到“行政主導”的應有秩序，而“行政主導”本來就是回歸前香港政治常態，但台灣近30年來搞的是“三權分立”、非“行政主導”，故兩者之間在論述上如何銜接；二是貫徹“愛國者治港”原則後的香港宣誓制度、資格審查制度，可以對統一後台灣政治體制改革產生示範作用，但能否恰當適度運用好“愛國者治港原則＋《基本法》雙普選遠景目標”的復合性論述，仍然對做台灣人心工作、改變台灣社會對統一以及“一國兩制”刻板認知有所助益；三是香港經歷“修例風波”後更顯中央全面領導並強化軍事、警察、國安權力的極端必要性，但相關涉台論述仍處於缺位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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