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在體系層面，中美兩國關係的變化直接影響到美國對台戰略思維的變化。從結構主義理論看台灣問題，台灣問題並非是導致中美關係惡化的根本原因，而是中美關係惡化的表現。當中美關係緩和時，台灣問題的緊張程度會有所降低；而當中美關係緊張時，台灣問題的緊張程度會有所提升。
隨著全球權力格局的變化以及中美關係的發展，台灣在美國對華戰略中的角色也不斷嬗變。在美蘇“兩極對抗”的冷戰期間，台灣成為美國的“戰略棄子”，藉以換取中美關係的改善，共同對抗蘇聯的全球擴張。冷戰結束後，美國作為“單極獨霸”的唯一超級大國，再度啟用台灣作為對華進行牽制和打壓的“戰略棋子”，導致中美關係因台灣問題而緊張不斷。中國綜合國力的上升是美國對台戰略思維變化的宏觀實力背景。隨著中國大陸實力的增強，改變了中美實力對比，在此背景下，美國認為中國大陸對台灣使用武力的能力和意圖都在上升，進而改變了美國戰略決策行為體對戰略環境的刺激（systemstimuli）的認知與判斷，美國在亞太地區尤其在本研究關注的台灣面臨的戰略環境刺激加強，為保持在這一地區的主導優勢，即“霸權護持”，在這一背景下，台灣在美國全球戰略、地區戰略布局中的戰略價值得以提升，美國不斷提升打“台灣牌”的力度，加緊實施“以台制華”這一戰略，繼而強化了“以台制華”的戰略思維。
第二，在國內層面，國內戰略決策主體的共識程度是美國對台戰略思維調整的一個主觀環境，也會影響美國對台戰略主流認知與偏好，進而促發美國對台戰略思維的調整。這裡的戰略主體的共識程度主要考慮美國“府會”、兩黨、精英以及大眾輿論等三個層面對台灣戰略地位以及戰略價值的認知與偏好。近年來，國會和行政部門在涉台問題上存在著戰略合流、策略配合及手法呼應的態勢。雖然民主與共和兩黨在歷史上對如何處理台灣問題有所分歧，但近年來，雙方立場逐漸趨同，對華打“台灣牌”成為兩黨集體共識，雙方都主張在中美戰略博弈中提升與台灣實質關係。
此外，美國戰略界中的“棄台論”和“保台論”的辯論也是美國對台戰略思維變化的重要影響因素。“棄台論”支持者認為台灣是中美爆發衝突的“引爆點”，台灣是美國的“戰略包袱”和“戰略負債”，對美國與台灣的關係持悲觀態度，如美學者米爾斯海默認為“雖然美國將台灣納入其遏制中國的聯盟中，但是這一政策並不持久”。⑧“保台論”支持者將中國大陸視為敵人，台灣則是美國的戰略資產，呼籲美國政府大幅調整甚至放棄“過時的”模糊政策，清晰地、明確地表明其對台灣的安全承諾，並幫助台灣升級其軍事能力，提高對中國的威懾，從而降低台海爆發戰爭的可能性。當台灣受到中國大陸武力攻擊從而將其統一的時候，美國應該與台灣站在一起。“棄台論”和“保台論”作為“戰略清晰”光譜的兩端，二者的辯論尤其是後者的觀點會對美國對台戰略思維產生重要影響。不少支持“戰略模糊”政策的“維持現狀派”已經關注並認同“保台派”的部分觀點，如美方應進一步加強介入台海事務的力度，以提升其對兩岸的戰略再保證和雙重威懾力。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