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歸後，部分政府人員和社會經濟精英都仍然是“小政府、大市場”的信徒，但工商界在香港政治上的影響力卻在“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格局下明顯有所上升，而隨之而來的是一些人產生了“官商勾結”憂慮，擔憂政府與商界合作可能衍生貪污腐化、公私不分、假公濟私和經濟壟斷等情況。為了避免引發“官商勾結”的批評或懷疑，特區政府往往刻意與商界尤其大財團保持距離，一些本來對社會整體有利的公私合作項目因此難以順利推行。為了破壞或阻撓香港的發展和特區的管治，香港的反中亂港勢力更不斷對政府的施政提出“官商勾結”的質疑，進一步攔阻了“官商合作”的進行。
然而，隨著美西方對香港的打壓不斷升級，香港傳統產業的優勢下降、而越來越多人又認識到香港需要加強與內地合作和實現產業的轉型升級方能達至長遠和持續的經濟增長，“小政府、大市場”思想在香港已經越來越成為明日黃花。越來越多人要求特區政府擔當領導和推動香港經濟發展的角色，其中最重要和迫切的工作是要建構一個更有利於工商界營運和發展的環境，強化工商界在香港投資和興業的誘因。他們不希望特區政府因為擔憂“官商勾結”的批評而怯於與工商界合作，反而應該更加積極回應工商界的訴求和顧慮，為香港工商界營造更優越的環境。
工商界對特區政府提出的比較具體的訴求包括大力開拓香港的國際經濟發展空間，特別是在開拓美西方國家以外的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市場；加快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尤其是加快建構粵港澳大灣區的“共同市場”；簡化法律和規則，為經濟活動營造更寬鬆和便捷的營商環境；建構更加公平和合理的競爭環境，讓更多工商業者獲得發展機會；在政府採購、工程外判和服務購買上多點惠及本地機構和專業人士；扶持一些對香港經濟長遠發展有巨大潛力的產業和行業；開發和提供充裕的土地降低新產業發展的成本；與工商界一起共同擘畫香港未來發展路向；積極培訓和輸入對香港經濟發展和產業轉型升級有利和必須的人才；強化政府在制定長遠發展策略、培育新產業和強化舊產業上的能力；推動“產、學、研”的結合；提升政府的工作效率和公職人員的責任承擔，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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