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據顯示，美國56%的進口商品用於製造業，其中80%的製造業工人受僱於外貿企業，但70%的美國企業難以找到中國產品的替代供應商。高盛指出，美國製造商支付物價指數較特朗普上任時飆漲17%，標普製造業PMI顯示關稅導致成本與售價“雙漲”。
小企業缺乏大公司的議價能力與遊說資源，難以申請關稅豁免或轉移供應鏈。美國汽車創新聯盟警告，多數供應商資金鏈緊繃，“一家企業停產即可能引發產業鏈崩盤”。同時，海外市場報復性關稅與消費者抵制（如美國品牌下架潮）進一步壓縮生存空間。
儘管短期協議緩解關稅升級風險，但中美戰略競爭格局卻不變。美國企業界擔憂，特朗普的“交易性外交”可能削弱長期合作基礎。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教授Rorry Daniels指出，90天窗口期能否轉化為實質進展，取決於雙方能否建立互信機制。
然而，特朗普政府慣用的“極限施壓”策略已引發盟友疑慮，歐盟多國正轉向“戰略性接觸”來對沖風險。
著名歷史學家Barbara Tuchman曾將關稅戰稱為“政府愚蠢的典型案例”，政策目標與經濟法則背道而馳，例如美國前總統拜登的《通膨削減法案》雖吸引台積電等企業赴美建廠，卻未能挽救傳統製造業社群。
Munchau說：“若特朗普低估供應鏈重組難度，其政策可能會加速產業外流。”
中美博弈的溢出效應正重塑全球經貿版圖，越南等新興經濟體承接部分低端產能，但受限於技術能力難以撼動中國地位，歐洲則在能源危機與供應鏈重建中進退維谷，德國汽車業加速向電動化轉型卻面臨成本劣勢。
美國共和民主兩黨對產業政策分歧加劇，後者主張透過《晶片法案》強化高科技領域投資，共和黨則堅持減稅與放鬆管制，但無論何種路徑，美國中小企業與中產階級的生存困境恐難緩解。
美國進步中心在報告中則指出，關稅戰沒有贏家，衹有輸家的先後順序。若美國無法平衡科技升級與傳統就業、短期施壓與長期互信，製造業復興願景恐將淪為“海市蜃樓”。對全球企業而言，如何在“超級全球化”退潮中重建韌性供應鏈，則將成為未來十年的生存命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