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此後反對民進黨的人士，在進行各種類型的政治活動時，都避開使用“黨外”這個“專用名詞”。而在民進黨執政期間，則多用“在野”一詞，包括柯文哲曾經醞釀與國民黨合作的“在野大聯盟”等。
現在反對民進黨獨裁統治的知名人士在結盟時卻採用了“黨外”一詞，顯然是有兩個用意，其一是以此刻意諷刺民進黨已經走向了自己的反面，由當年的“反獨裁”、“爭民主”，墮落為實施戒嚴和威權統治，剝奪及打壓人民集會與結社自由，禁止組織政黨；其二是將自己與國民黨、民眾黨等在野政黨區隔開來，彰示自己並非政黨組織。
正因為如此，這個“大聯盟”的稱謂，就有“黨外”和“在野”這兩個意義重疊卻仍然有所區別的名詞，因而不會有“疊床架屋”之感。
為了與現時的在野黨區隔開來，其發起人名單中，沒有國民黨和民眾黨的現任黨公職人員。不過，“馬英九”在位時的黨公職人員卻較多，包括當時的政務官、“立委”及國民黨中央黨部的高級黨工，還有馬英九擔任台北市長時台北市政府的局長級官員。而且，還有現時馬英九基金會的高級職員。
但又並非全是“藍底”，也有民進黨的前“立委”及曾經對國民黨並不友善的“館長”，甚至是曾經是“獨派”主將、曾任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秘書長，並是蔡英文競選總部族群政見小組召集人的施正鋒。因此，這個“大聯盟”的發起人團隊，是一個具有深藍底色的“五光十色”政治光譜團體。
但這並不影響他們在反對賴清德獨裁統治的大旗下攏聚及團結起來的初心，並在反獨裁的“最高綱領”下，推動反“惡罷”的“最低綱領”的進展。
在民進黨及其側翼團體發動的“大罷免”的第二階段連署送件，呈現“三十一比零”的嚴峻局面，二零二四年大選“朝小野大”的結構將面臨嚴重挑戰，制衡賴清德的體制力量正在逐步減弱的關鍵時刻，“黨外在野大聯盟”的成立，將會在“大罷免”即將要進行的第三階段投票及之前的宣傳期間，起到質疑“大罷免”的正義性，及發動“反惡罷”，動員非民進黨支持者出門投下“不同於票”的作用。由於其中的一些“名嘴”及“館長”在民眾中具有較強的輿論感染力，因而或將能發揮一定的效果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罷免案”投票通過有兩個“門檻”，其一是投票率必須達到四分之一，其二是“同意票”必須多於“不同於票”。在民進黨有四成支持度下，第一道“門檻”可能較易跨過，只能是寄望於攔截在第二道“門檻”前。倘此，就必須進行熱熾的宣傳，催谷藍營支持者出門投下“不同意票”。因此，“黨外在野大聯盟”的成立，或有助於遏制“大罷免”惡浪。
不過，“黨外在野大聯盟”只是一個組織鬆散的團體，如果沒有向“內政部”進行人民團體的登記，並建立組織架構，可能在完成“反惡罷”的“最低綱領”後，就忘記了執行其“反獨裁”的“最高綱領”，亦即是“一時的光輝未必永恆”，成為“曇花一現”。過去某些曾經聲勢浩大，但很快就“水過無痕”的鬆散團體，是“黨外在野大聯盟”的前車之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