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數據知識產權證券化：市場生態失衡
數據知識產權證券化的核心邏輯是將數據知識產權的預期收益轉化為可交易的證券產品，實現數據資產的流動性和價值變現。然而，這一新興領域的市場生態尚不穩定，仍需長足的發展。
第一，市場發展環境不成熟。現時流行的四種知識產權證券化模式，即融資租賃模式、小額貸款模式、信托受益權模式以及應收賬款模式，均不直接以知識產權作為基礎資產來發行資產證券化產品，主要以知識產權的衍生債權作為基礎資產。這是由於資產證券化產品需依賴基礎資產產生穩定且可預期的現金流作為支撐，而知識產權作為無形資產，一般無法直接形成穩定的現金流，尤其是數據元素的融入，進一步加劇了風險性和不確定性，需要配套引入保理公司、租賃公司、信托公司等媒介，間接增加了交易成本。目前，粵港澳三地尚未出台專門針對數據知識產權證券化的法律，相關實踐往往基於分散式規範性文件。例如，內地知識產權證券化業務的主要監管依據是《金融機構信貸資產證券化試點監督管理辦法》《資產支持計劃業務管理暫行辦法》等相關部門規章，香港與知識產權證券化相關的法律主要是《證券及期貨條例》，澳門則主要是靠《工業產權法律制度》來保護和規範知識產權。上述規定雖然能對本地證券業起到一定的約束作用，但是隨著數據知識產權業務的不斷發展，加之跨境金融合作的深入，其適用範圍的局限性將會逐漸暴露。⑮如此一來，不僅會制約數據知識產權證券化的發展，同時也會埋下一定的監管隱患。例如，近期廣東省經監測發現香港某知識產權交易中心或“上市”企業未經香港和內地金融監管部門批准或許可的情況下，在多個省市宣稱，中小企業可將其商標等知識產權資產證券化後在香港“上市”，目前已有部分投資者反映其權益受損。⑯早在2022年，香港證監會在《投資者警示：華交所/HSEEX非香港證監會認可交易所》中就曾對類似的行為發布風險提示。可見，相關監管仍存在一定的缺位，諸如此類的市場亂象可能會繼續發生。
第二，區域發展不平衡。2024年，珠三角9座城市合計共有795家A股上市公司，總市值達13.4萬億元，分別約占廣東省90%和89%。然而，具體而言，僅有廣深兩市超過100家，位列第一梯隊。深圳更是達到驚人的422家，和其他8市差距巨大。東莞、佛山、珠海處於第二梯隊，數量均超過40家；中山、惠州處於第三梯隊，數量超過20家；江門、肇慶處於第四梯隊，數量不足10家。另一方面，2024年，珠三角9市僅有廣州、深圳、佛山的上市公司總市值超過萬億元。其中，深圳總市值達8.77萬億元，占廣東省上市公司總市值的62.4%；珠海、東莞、惠州、中山均超過了2000億元；江門、肇慶排名墊底，不足1000億元。⑰在香港證券市場上，截至2023年4月，廣東省在香港上市的公司數量達到247家，但從地域分布上看，深圳、廣州、佛山、東莞成為全省香港IPO上市企業數量的前四名，分別有118家、66家、14家、12家，其中廣深在港上市數量占比達74.5%。⑱可見，大灣區內的證券市場兩極分化現象嚴重，暴露出大灣區產業經濟發展的結構化問題。珠三角核心城市依托龐大的產業基礎和金融化政策，證券行業發展迅速，而港澳受限於本地市場規模及產業單一性，難以形成內生動力，證券市場多需借助內地資源。例如，香港企業雖可參與深圳“N+1”項目，但需通過複雜的跨境反擔保機制；澳門企業通過“延伸專利”在橫琴合作區融資，但需依賴內地評估數據，這種單向依賴加劇了區域發展的不對稱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