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聯儲作為中央銀行的功能和角色不斷變化，其政策變化直接影響全球投資風向，因而要求美聯儲制定貨幣政策須更加謹慎。歷史上，美聯儲的政策失誤並非新鮮事，當時導致貨幣供給萎縮，加劇經濟危機，進而導致經濟由衰退步入大蕭條。格林斯潘任職美聯儲主席後期，美聯儲也遭到公眾質疑，其任期內實施的過度寬鬆貨幣政策和放任的金融監管模式，引發了非典型的經濟繁榮。伯南克任期內成功化解金融危機的同時，量化寬鬆也帶來持續的負面效應，後期退出量鬆的難度明顯加大，阻礙了美國貨幣政策正常化。美國經濟愈發倚重美聯儲運用貨幣政策為政府赤字融資，其“獨立性”已然受到侵蝕。當前，擺在美聯儲面前的是，如何應對通脹上升的風險，以及就業壓力逐漸顯現的挑戰。
非經濟因素影響增大
鮑威爾任職美聯儲主席時期，其經歷了美國經濟從復甦到短期迅速衰退的過程，因而在貨幣政策調整上出現多輪變化。在疫情期間，鮑威爾於2020年宣布美聯儲確立“平均目標通脹制”的核心貨幣政策框架。但期間鮑威爾及其團隊對通脹的上行預判出現失誤，“通脹暫時論”後美國通脹大幅上行至最高9%以上，長時間遠超平均目標通脹2%水平。儘管美聯儲通過激進加息實現了抗通脹的階段性目標，但政策風險同步顯現。具體表現在，美聯儲在大規模資產負債表擴張後的虧損面擴大。2024年美聯儲全年虧損高達776億美元，連續第二年出現巨額虧損，主因在於疫情期間的超常規激進政策，以及2022年和2023年大幅加息。目前來看，美聯儲在如何應對美國政府施壓和穩定公眾信譽正面臨艱難選擇。
針對美國政府施壓美聯儲的事件，美聯儲兩位前主席耶倫與伯南克聯合撰文表示，美聯儲的政策目標由國會立法設定，並需定期向國會報告執行情況。所謂“獨立性”，並非脫離民主監督，而是指政策制定應基於數據分析和專業判斷，不受短期政治干預。特朗普提名的（代理）美聯儲理事斯蒂芬.米蘭撰寫的《美聯儲改革議程》報告雖指出：“一個能夠在不受短期政治壓力影響下實施貨幣政策的中央銀行會帶來諸多重要益處”，但其改革計劃意在通過改變領導層任期與問責制、分離貨幣政策與銀行監管職能，以及終結美聯儲的財務獨立性等措施削弱美聯儲的“獨立性”。實質上，美聯儲在應對危機時的非常規政策操作存在爭議，而在實施量化寬鬆貨幣政策以及通脹預判等方面也存在較大分歧，因而出現“通脹暫時論”和減息路徑不清晰的情況。近段時間以來，美聯儲連續多次暫緩減息，即表明美聯儲內部對通脹預期和經濟數據變化的分析研判有不確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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