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歷史來看，美聯儲的貨幣政策框架並非一開始就已經十分完備，而是在貨幣政策理論演進以及內外形勢變化而不斷更新調整。觀察美聯儲貨幣政策框架的變化，一方面要把握當時宏觀形勢，特別是非經濟因素的影響更加深刻，同時可能無法進行準確定量分析，這就增加了貨幣政策實施的難度，也可能因宏觀因子變化而抬高貨幣政策實施的成本；另一方面要將美聯儲的政策路徑同政治生態結合起來，如果僅談論美聯儲的“獨立性”而忽視政治生態，則可能錯誤判斷宏觀形勢。比如在特朗普主張的“對等關稅”，這一因素目前來看還在持續發酵，對美聯儲貨幣政策調整帶來巨大壓力。
多年以來，美聯儲經歷了多次經濟和金融危機，不論是主動還是被動，這些調整是順應形勢變化的必要選項，正如格林斯潘所宣稱的“相機抉擇”，不拘泥於某一經濟模型或理論。在美聯儲所實施的貨幣政策過程中，比如沃爾克、伯南克等，充分體現了靈活性，即貨幣政策的試驗性質。1970年代時任美聯儲主席沃爾克堅定地推行緊縮政策，通過大幅加息抑制通脹，雖然短期內造成經濟衰退和加劇市場波動，但中長期看為美國此後的經濟繁榮創造了有利的宏觀貨幣環境。2008年金融危機時期，時任美聯儲主席伯南克大膽實施了量化寬鬆政策，迅速提振市場信心，為金融體系注入了流動性，發揮了“最後貸款人”的功能。2023年美國發生矽穀銀行等局部銀行危機時，美聯儲創設銀行定期融資計劃提供流動性支持，發揮了穩定社會公眾信心和保護儲戶利益的作用，扮演了“最後貸款人”角色。
修訂政策框架 推進減息操作
過去二十餘年，美聯儲的貨幣政策調整經歷三個階段，分別是2012年設定的2%固定通脹目標，2020年轉向“靈活平均通脹目標制”，2025年更新貨幣政策運行框架，即回歸“靈活通脹目標制”，並放棄了此前的“補償性”通脹策略。美聯儲現任主席鮑威爾在傑克遜霍爾年會講話指出，鑒於政策仍處於限制性區間，基準展望與不斷變化的風險平衡可能需要我們調整政策立場。其間，美聯儲公布《2025年長期目標和貨幣政策戰略聲明新的框架》，提出“委員會可以為通脹設定長期目標”，強調“確保長期通脹預期保持穩定錨定”。具有兩大特徵：一是靈活應對經濟新形態。現階段美國的通脹數據長期在平均通脹目標2%水平之上，實現充分就業和通脹目標的時間存在差異或很難同時完成，預計短期內回歸到2%附近所需的時間較長，因而採取“靈活通脹目標制”更符合現實情形，為美聯儲貨幣政策調整路徑提供靈活處理的空間；二是錨定通脹預期目標。新框架認為，錨定在2%的長期通脹預期能夠促進價格穩定和溫和的長期利率，並增強委員會在面臨重大經濟衝擊時促進最大就業的能力。通過引導，形成理性預期。總的來看，美聯儲三次貨幣政策框架的修訂，反映了美聯儲抗通脹的目標和決心，在減少直接干預就業市場的同時，美聯儲更專注於價格穩定，這也將有助於美聯儲更好地推進減息操作。總結而言，圍繞穩定物價、促進就業和維護金融穩定等多重目標，一方面更加需要維護和加強央行的“獨立性”，確保其政策的長期可信度，但另一方面也需要通過加強問責和提高透明度來維護央行的聲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