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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7：RCEP實施對兩岸雙邊貿易影響（%）產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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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8：兩岸達成自貿區政策模擬方案模擬方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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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9：S1-S3兩岸建成自貿區宏觀經濟效應國家/地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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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10：S1-S3兩岸建成自貿區進口商品變動（%）產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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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11：S1-S3兩岸建成自貿區出口效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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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12：S1-S3兩岸建成自貿區對雙邊貿易影響（%）產業 |
（三）對兩岸經貿影響
表7顯示，RCEP實施對兩岸經貿產生負面影響，且隨時間推移雙邊貿易呈惡化趨勢。台灣對大陸出口所有產業及自大陸進口商品均遭波及，體現出兩岸經貿在各產業層面聯繫的緊密性。
［表7：RCEP實施對兩岸雙邊貿易影響（%）產業］
五、兩岸一體化效果模擬
“輻條”間簽署FTA可拓補“輪軸-輪輻”結構，提升自身福利、降低輪軸國福利，且“輻條”間貿易自由化程度越高“輪軸”效應越弱〔25〕（鄧慧慧，桑百川，2012）。兩岸同為東亞“輻條”，建立新FTA可打破原有結構弱化“輪輻”效應；尤其在RCEP生效後，台灣融入區域一體化更需大陸支持。為此，本文模擬RCEP實施下兩岸建立FTA對雙方“輪軸”效應的影響。
參照兩岸ECFA早收清單（大陸對台539項、台灣對大陸267項產品分三階段降至零關稅），結合大陸降稅力度更大特點，分兩種情況模擬（暫不考慮貿易便利化影響）：S1至S3分別設方案一（大陸對台零關稅+台灣對大陸關稅減50%）和方案二（兩岸互相零關稅），共計6個方案，具體如表8。
［表8：兩岸達成自貿區政策模擬方案模擬方案］
表9顯示，兩岸達成新FTA對其他經濟體影響有限，但對兩岸均有顯著積極作用。大陸GDP在方案一、二下分別增長1.534%、1.537%，高於S1情景的1.486%；福利水平也較S1提升。但台灣進一步削減對大陸進口關稅，對大陸GDP和福利提升作用不明顯。
［表9：S1-S3兩岸建成自貿區宏觀經濟效應國家/地區］
對台灣而言，與大陸達成新FTA將顯著改善其宏觀經濟。對比S1情景，方案一、二下GDP降幅從2.408%收窄至1.358%和0.349%；福利損失也從6844.61百萬美元降至2978.24百萬美元及51.208百萬美元。其改善幅度遠超大陸，表明台灣對兩岸經貿依賴度更高。且對大陸商品降稅力度越大，其自身GDP和福利改善越顯著，凸顯其主動開放至關重要。
結合S2、S3階段，兩岸一體化在各期對雙方均有積極影響，且短期和長期影響大於中期。各階段台灣受益都遠高於大陸，對大陸降稅力度越大改善越明顯。表明加強兩岸經貿合作可減少台灣作為“輻條”受損程度，貿易自由化程度越深改善幅度越大。
表10顯示，兩岸達成FTA後，雙方進口規模均上升。相較S1情景，方案一、二下大陸所有產業進口均增長，尤以服裝製造業為最。表明這將進一步推動大陸經濟結構轉型，縮小低技術製造業貿易順差。對台灣而言，因RCEP導致進口規模下降得到顯著緩解，尤以服裝製造業為甚——從S1的下降3.66%轉為增長5.353%和6.677%。結合S2、S3情景，可見短期和長期對兩岸進口規模的影響更顯著。
［表10：S1-S3兩岸建成自貿區進口商品變動（%）產業］
表11顯示，兩岸達成新自貿區協定對兩岸雙方出口均有積極影響。對大陸而言，受RCEP衝擊的服裝製造、高技術製造業均有所改善。其中高技術製造業出口降幅從1.403%收窄至1.304%，台灣進一步降稅後更縮至1.133%，助力於大陸產業鏈向高端布局。其他行業也呈現增長，凸顯兩岸經貿合作的積極作用。
［表11：S1-S3兩岸建成自貿區出口效應(%)］
對台灣而言，農林牧漁、食品製造業、基礎工業和服裝製造業出口顯著改善。如杜聲浩（2020）所述，RCEP將削弱台灣中低端製造業競爭力，而大陸廣闊市場有益於其相關產業出口、維持競爭力〔26〕。但高技術製造產業出口的小幅下降，表明隨著大陸經濟實力增強、兩岸產業差距縮小，過去產業互補格局正發生變化。
結合S2、S3情景，兩岸貿易自由化在短、中、長期內對雙方出口規模均有積極影響，并且台灣的改善程度顯著高於大陸。
從兩岸建成自貿區後進出口變動看，無論哪個時期，大陸進出口規模均將擴大，助力其向“輪軸”轉型；台灣作為小型經濟體，打破原有“輪軸”結構後其改善幅度明顯優於大陸。從時間來看，短期和長期影響大於中期，故中期階段兩岸需積極拓展經貿往來、深化合作，充分釋放兩岸一體化潛力。
表12顯示，兩岸自貿區建立對雙方經貿均有顯著積極影響。出口方面，各產業出口規模均有上升，以台灣食品製造業改善最突出——從下降3.17%轉為增長66.019%，台灣對大陸零關稅後更升至67.899%。進口方面，除了服務業以外，也均有較大增幅。結合S2、S3情景，隨自貿區建成時間推移，兩岸貿易規模將持續擴大，可見兩岸一體化在各時期對雙方貿易均有積極影響。
［表12：S1-S3兩岸建成自貿區對雙邊貿易影響（%）產業］
六、結論及建議
本文通過GTAP模型研究發現，RCEP作為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由“功能性”向“制度性”轉化的重要舉措，將強化區內成員國（地區）“輪軸”地位——東盟和日本在GDP和福利水平上顯著改善；中國大陸作為“輻條”宏觀經濟改善有限；而被RCEP排除在外的台灣則面臨較大衝擊，經濟增長、貿易條件下滑，高新技術和基礎工業受挫、產業外移，呈現被“邊緣化”趨勢。
兩岸同為“輻條”，貿易自由化是打破現有“輪輻”結構、提升雙方福利的重要途經。若兩岸建立自貿區，可顯著緩解“輪輻”效應負面影響：台灣受益遠高於大陸，且其對大陸越開放改善幅度越大。大陸亦可藉此擴大進出口規模，助力其向“輪軸”轉型。從時效來看，短、長期影響大於中期，故中期更需深化協商，推動更高水平合作以釋放一體化潛力。
為深化兩岸經貿合作，實現兩岸融合發展，建議：台灣當局應在承認“九二共識”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基礎上，主動與大陸共建自貿區，依托自身小型經濟體優勢參與雙邊或多邊自由貿易協定，藉助“輪軸”效應融入區域一體化。大陸需持續推進區域經濟一體化，構建以自身為“輪軸”的自由貿易網絡，并且通過深化合作機制與信息共享，激發區域經濟活力和貿易潛力。
本文由福建省自然科學基金項目（編號：2023J011411）資助。
注釋
〔1〕張帆，《論 “後雁行模式” 時期的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國際貿易問題》，2003年第8期，第13-17頁。
〔2〕〔9〕Puga D, Venables A J，《Preferential trading arrangements and industrial location》，《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997年，第43卷第3-4期，第347-368頁。
〔3〕〔14〕Lake J, Yildiz H M，《On the different ge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f Free Trade Agreements and Customs Unions》，《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16年，第103卷，第213-233頁。
〔4〕〔11〕Deltas G, Desmet K, Facchini G，《Hub-and-spoke free trade areas》，2006年。
〔5〕〔15〕李向陽，《區域經濟合作中的小國戰略》，《當代亞太》，2008年第3期，第36-49頁。
〔6〕Viner J，《The customs union issue》，美國牛津大學出版社，2014年。
〔7〕Bhagwati J，《Preferential trade agreements: the wrong road》，《Law & Pol'y Int'l Bus.》，1995年，第27卷，第865頁。
〔8〕Wonnacott P, Wonnacott R J，《Liberalization in the western hemisphere: New challenges in the design of a free trade agreement》，《The North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1995年，第6卷第2期，第107-119頁。
〔10〕成新軒、張玉柯，《重叠式自由貿易區與多邊貿易協議的關係》，《南開學報》，2006年第5期，第118-124頁。
〔12〕東艶，《區域經濟一體化新模式——“輪軸—輻條”雙邊主義的理論與實證分析》，《財經研究》，2006年第9期，第4-18頁。
〔13〕De Benedictis L, De Santis R, Vicarelli C，Hub-and-Spoke or else? Free trade agreements in the “enlarged” European Union》，《The Europe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2005年，第2卷第2期，第245-260頁。
〔16〕Baldwin R E，《The Spoke Trap: hub and spoke bilateralism in East Asia》，《China, Asia, and the new world economy》，2008年，第51-85頁。
〔17〕〔25〕鄧慧慧、桑百川，《FTA網絡化發展中的“輪軸-輻條”模式：福利效應與中國的參與戰略》，《財貿經濟》，2012年第7期，第88-94頁。
〔18〕盛斌、果婷，《亞太區域經濟一體化博弈與中國的戰略選擇》，《世界經濟與政治》，2014年第10期，第4-21頁。
〔19〕孫玉紅，《比較優勢與輪軸-輻條結構FTA成員的利益分配》，《世界經濟研究》，2008年第7期，第47-53頁。
〔20〕彭支偉、張伯偉，《TPP 和亞太自由貿易區的經濟效應及中國的對策》，《國際貿易問題》，2013年第4期，第83-95頁。
〔21〕季燁、彭莉，《台灣當局自由貿易協議實踐的亞太轉向及其前景》，《台灣研究集刊》，2013年第6期，第1-11頁。
〔22〕王庭東、錢進，《中日韓自貿區“輪輻”效應研究——基於要素集聚及產業視角的分析》，《東北亞論壇》，2017年，第26卷第4期，第28-41頁。
〔23〕Walmsley T L, Dimaranan B, McDougall R A，《A base case scenario for the dynamic GTAP model》，《Center for Global Trade Analysis, Purdue University》，2000年。
〔24〕劉冰、陳淑梅，《RCEP框架下降低技術性貿易壁壘的經濟效應研究——基於GTAP模型的實證分析》，《國際貿易問題》，2014 年第6期，第91-98頁。
〔26〕杜聲浩、王勤，《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對台灣的經濟影響 —— 基於價值鏈分析和GTAP政策模擬》，《台灣研究集刊》，2021年第1期（總第173期），第76-89頁。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5年8月號，總第332期，P55-67）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