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媽祖、保生大帝、關帝信仰地名
民間信仰在台灣十分流行，信衆達70%，廟宇數量衆多。民間信仰文化的廣泛流行自然地也反映到地名中，形成特色地名文化圈。由於地名範疇十分廣泛，其形式多種多樣，如地域地名、行政地名以及還未達到行政地名等級的小地名、單位地名等，兩岸信仰文化圈很受媒體和學術圈的關注。如以寺廟名命名的“如崇聖、文昌、保生、大成、福德、鄂王、南瑤、三山、神農、仙宮、鎮南、武廟、關帝、慶和、龍山、竹蓮、寺前、廣福、廣興”等等。如“媽祖、保生大帝、關帝”信仰地名（圖4）。
［圖4］
這些地名語詞其構詞模式、命名邏輯基本相同，主要體現為“專名+通名”的命名模式。構成來源大致可歸為兩種：一是以宮廟名稱作為村里地名；二是信仰對象的名、號、別稱等與宮廟名稱相結合作為村里地名。如台灣媽祖信仰、保生大帝信仰、關公信仰地名圈各有其文化內涵。“媽祖”是海上女神，在閩台也稱“天妃”“天后”“天后娘娘”等；保生大帝又稱大道公，民間稱其為吳真人，尊為“神醫”，鄉民建廟奉祀尊為醫神；關帝又叫帝祖、帝君、關聖、武聖，關帝廟也叫武廟，在兩岸都普遍存在，彰顯關羽的勇武之風、義勇之德。人文建築名詞“廟、宮、殿”，地理實體名詞“港、嶼”，人文地名如“街、里、村”等。這些既承載著民間信仰精神，又體現了地方文化的發展。
（三）兩岸冠籍冠姓地名文化
在中國，父系血親、母系血親或姻親名稱，都是一種血緣文化符號。“血緣是古代傳統社會中最基本、最牢固的一種人際關係，家族組織通過族譜、祠堂、族產等物質載體寄托親緣關係，使族人凝聚在聚落中繁衍生息。”⑭“姓氏則是標志社會結構中一種血緣關係的產物”⑮。這種“親親”文化不知不覺也影響了兩岸地名命名文化。據台灣學者調查，冠籍地名有八十六個，台灣冠姓地名有一百多個。其中大部分是來自閩南漳州、泉州和廣東潮州、惠州的渡台移民，他們很自然地依據姓氏或籍貫聚集而居，隨著同姓、同籍貫聚落的形成，也就有了冠籍或冠姓地名。以南靖為例，台灣有南靖寮、南靖縣、靖和、南和、南靖、田中村、田中里、車田村、梅仔村等。現漳州同姓或同宗族村社依然存在，如圖5漳州蔡姓行政村和自然村。
［圖5］
據族譜記載，現在泉州、莆田、漳州以及廣東潮州一帶的蔡姓，源於西漢末年蔡勛的後代。據史料記載：“唐中期遷閩，蔡君智住興化莆陽，君智長子用之五世孫蔡襄，宋仁宗時進士及第，知泉州時建洛陽橋……其後散處泉、漳、潮各府。君智次子用明，字輝，唐咸通元年自莆陽仙游始遷晉江青陽，是為青陽派始祖”⑯。“蔡”姓自然村和行政村顯示家族、宗族在鄉村的重要性，因同根、同姓，其同民族的性格、精神特徵也很突出。村社地名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地方身份認同的體現，如台灣墓碑上所鐫刻的村社名，它以沉默者的身份訴說著祖籍地、家族背景，建構地域民族認同。遠在他鄉的游子也可藉此進行跨海的謁祖尋根。根據台灣“地政司”2021年發布的台灣地區聚落類地名整理，發現台灣地區“姓+厝”兩字聚落地名高達780個，涉及的姓氏有10個。
兩岸姓氏地名文化是維繫家族、宗族乃至民族的一個重要精神支柱。“家族文化作為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承載著世代相傳的價值觀、信仰、習俗以及行為準則。”⑰許氏族譜介紹，台灣雲林許厝的地名源於清代最早到這裡開墾的許姓，祖籍泉州府晉江市梅嶺許厝村。據記載，許姓祖先從明朝末年陸續到台灣開基，清朝中後期是入台高峰期。福建先後有200餘支系許姓分居台灣、金門、澎湖。時代變遷，兩岸許氏子孫始終堅守著對家族根源的追尋與宗親聯繫的渴望。台灣許厝寮村民為了紀念祖家，不但將村名稱為“許厝”，還將海灘稱為“許厝海灘”、橋稱為“許厝橋”、池塘稱為“許厝漁港”、路稱為“許厝路”“許厝東路”“許厝南”等等。藉地名表達炎黃子孫對家鄉、故土、祖國的熱愛和眷戀，彰顯中國人“報本返始”“飲水思源”“慎終追遠”的傳統觀念和美德。又如台灣最大姓氏陳姓，兩岸陳氏地名也很多，如圖6兩岸陳姓地名舉例。
［圖6］
陳姓地名詞“聚族而居”的組團式和分布特徵，蘊含著“血緣和地緣”的雙重認同，構成地名“宗族共同體”。其大分散和小聚居的空間分布特徵，可喚醒歷史文化記憶、集體記憶等。
三、兩岸地名文化交流
兩岸地名文化是兩岸移民文化史的見證，是中華民族敬仰先賢、繼承傳統、開闢未來、淨化自己、發展自己的偉大精神紐帶。多元宗教的共生共榮信仰與地名建構成了兩岸特有的地名文化圈，在空間上推動兩岸民間信仰文化的發展。“兩制”台灣方案視域下文化交流將更融洽更緊密，從“台灣當局”到“台灣同胞”文化主體的稱呼改變，再現了兩岸利益、福祉、感情的新提升。藉此，可突破兩岸地圖“地名陳列”的初級階段，轉向“精神譯碼、價值傳遞、行為引導”的深度融合和交流。
首先，它具有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兩岸地名文化的歷史同源性為“兩制”台灣民族認同方案充實了內容。台灣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兩岸地名為其提供移民歷史、經濟往來和文化交流史考釋的證據鏈，強調了台灣、大陸之間的緊密聯繫，闡釋了實現國家統一的合理性和必然性。歷史地名表明，台灣人民作為中華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員，依然保持著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習俗，并且歷經數次殖民統治而沒有改變。由於歷史、地理等原因，台灣移民主要來自閩粵兩地，在赴台開墾的聚居活動中，在地名中留下了大量閩粵民風、民俗。其聚落地名、城市地名承載著豐富的歷史記憶。如台灣政治上所經歷的關氏、清朝、日據等不同政權的統治，還有1945年11國民黨《台灣省各縣市街道名稱改正辦法》的頒布，地名被改掉或雅化現象的出現，都沉澱成台灣地名文化的深厚底蘊。如台北地名中南北向街道用中國省名、東西向用中國城市名的命名思路，主要參照了上海街道命名思路；還有系統化的中華文化意蘊的命名邏輯，如中華路、信義路、和平路、忠孝路、仁愛路等，以及充滿民國韵味的民權路、民族路、民生路、中山路等。可見，兩岸地名裡蘊含着豐富的民族元素，是中華民族“根”文化與台灣、閩南“源”文化的生動演化，為“兩制”台灣方案文化交流提供源源不斷的資源，為民族認同順利落實提供了實踐場域。從根本上消除台灣民衆對“兩制”台灣方案的誤解和疑慮，營造良好的民意氛圍，為方案順利落實創造有利條件。
其次，它具有感召力和影響力。兩岸異地同名詞喚醒了兩岸歷史記憶、集體記憶、鄉土記憶。兩岸媽祖、保生大帝、關帝等信仰地名其實是民衆對“立德、行善、大愛”的精神贊賞，是民衆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心理體現。它們已逐漸演化為跨越地域、族群的共同信仰，并成為連接海內外華人的重要精神紐帶。媽祖地名與福建省莆田市湄洲島聯繫在一起，其地名符號已升華為見義勇為、扶危濟困、無私奉獻的高尚情操，體現了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給人們以鼓舞。保生大帝信仰地名與閩南廈漳兩地的青礁和白礁聯繫在一起，書寫著閩南人下台灣、下南洋的征程，集慈濟文化、僑台文化於一體。關帝信仰地名因為稱號變化而變化，因歷史記載、文學藝術、民間信仰、皇家崇祀中各有所側，其稱號也有所不同，大致分為“關羽—漢壽亭侯—宋（關公）荊王—關帝—關聖”五種，其地名也經歷了“人—侯—王—帝—聖”的升華過程。伴隨著祭典活動中具體地點、特定時間、文化理想的指向，產生了多層叠加的文化價值，如“和順文化”“根文化”“融合文化”。它是超民族、超信仰、超國籍、超時空的道德偶像符號，是兩岸人民民族認同的精神坐標。
再次，它具有引領力和能產性。從“以文鑄魂，以文化人，以文惠民、以文興業”看，兩岸地名在傳承中華文化、提供兩岸同根同源性、增強兩岸文化認同感等都具有重要交流意義。如賦能兩岸鄉村全面振興，凝聚民心、淳化民風、引領風尚，打造兩岸地名地方樣板等。對兩岸地名文化資源整合活化，可將兩岸同名村打造成“打卡點”，升級為“產業樞紐”。在多方協調中打造地名產業特色，促進兩岸冠籍、冠姓地名、物產地名等變成兩岸融合軟實力和兩岸鄉村振興的硬支撑。地名因其形成原受中國血親文化、閩南地名僑州、郡、縣等因素的影響，其種類繁多、語言結構多樣化，并以大小、方向、位置、形狀、數字、新舊等方式加以區別，藉此可在台灣地名溯源、網絡、媒體、數據等方式啓動兩岸舊地名文化，以高位目標推動，高標準推進兩岸地名數據庫建設，挖掘閩台地名的家族源流、始遷祖信息、遷徙過程等文化資源，構建可視化的兩岸“新家園”。如根據Cite Space可將近年來知網學術界關於台灣地名研究狀況生成可視化圖7。
［圖7］
四、兩岸地名文化治理
兩岸地名文化屬於“低政治敏感性—高認同顯著性”的融合媒介，可在“兩制”台灣民族認同方案探索中發揮橋梁作用。它不僅拓展了國家統一理論的文化治理維度，而且為兩岸文化融合發展提供了新思路。2023年9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的《關於支持福建探索海峽兩岸融合發展新路 建設兩岸融合發展示範區的意見》提出應該發揮媽祖等民間信仰精神紐帶作用，在未來，廣大學者可立足“兩制”台灣方案的制度框架，根據青年群體對地名認知的代際差異和台灣少數民族民族地名特點，進一步深化兩岸民族認同方案研究。
未來，可系統挖掘地名文化在促進兩岸民族認同中的文化治理價值。其路徑探索可按以下思路進行:一是基於兩岸地名文化的歷史同源性、抗爭性共構、信仰紐帶和血緣標識等民族認同表徵，共築民族認同的文化韌性；二是拓展兩岸地名文化空間記憶的延續性、“兩制”文化制度的包容性，共同打造兩岸地名民族認同的特色品牌和地標性符號；三是在一個中國原則下，通過尊重台灣地名命名習慣、推動兩岸地名遺產聯合申報、構建可視化平台及共構兩岸“地名文化+”生態圈等，優化“兩制”台灣方案下地名文化的治理；四是根據政策導向、城市建設規劃，保持歷史地名寓意的延續性，建設兩岸歷史地名的保護評估名錄，采用科技賦能，通過文化啓動、制度創新、青年共創等途徑，治理兩岸地名中的重複纍贅現象，提升兩岸地名語言、文化辨識度、敏感度，建設兩岸地名語言文化資源庫、數據庫，推動兩岸經貿、文化、教育等各領域的合作發展。
注釋：
①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鬥——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59.
②(德)斐迪南、滕尼斯，共同體與社會[M]，張巍卓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9:87.
③林宏、王璇，文化綜藝類電視節目中的文化共同體建構與文化自信重塑——以《中國地名大會》為例[J]，現代視聽，2020(12):84-87.
④賀金瑞、燕繼榮，論從民族認同到國家認同[J]，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3):5-12.
⑤王沛、胡發穩，民族文化認同：內涵與結構[J]，上海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40(1):101-107.
⑥肖銳、朱鵬程，當前中華民族文化認同面臨的問題與建設路徑[J]，貴州民族研究，2021，42(6):48-53.
⑦習近平，《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 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人民日報，2021-03-06(01).
⑧盛愛萍，溫州地名研究[M]，溫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21:2.
⑨牛汝辰，中國地名文化[M]，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1993:1.
⑩湯漳平，中原移民與兩岸多元文化之形成[J]，中州學刊，2018(01):132-138.
⑪寧威，作為文化中介的“河洛郎”——論河洛中原文化對閩南文化的初肇與閩南“河洛風存”[J]，華夏傳播研究，2024(2):190-210.
⑫許淑娟，地名中的區域特色：以台南市東區為例[J]，環境與世界，1997(1):59-79.
⑬(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1375.
⑭趙亞琛、張兵華、黃婧婧等，血緣關係影響下兩岸同名村空間布局特徵研究[J]，地理研究，2024，43(7):1790-1808.
⑮付會太，南陽市區地名的文化語言學考察[D]，合肥：安徽大學，2010: 26.
⑯楊緒賢，台灣區姓氏堂號考[M]，北京：台灣新生報社，1980:159.
⑰鄢姿、李順興，“兩制”台灣方案視域下兩岸民族認同的家族文化效應[J]，中國評論，2024,323:29，http://www.crntt.com/doc/266_0_106998450_1_1125120032.html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5年8月號，總第332期，P120-129）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