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建構：政治叙事的參與
不管是信仰的美好寓意還是英雄的化身，“開漳聖王”的符號指示都是在“共祖”記憶的基礎上綿延而形成。海峽兩岸同胞對於“開漳聖王”的認知從族群認同過渡到民族共同體，不僅有文化記憶的參與，政治叙事的參與進一步將“開漳聖王”指向民族共同體。“開漳聖王”指示民族共同體的發展經歷了如下變化：
第一，伴隨移民在台新家園建設的成功，“開漳聖王”成為幸福美好意象的投射，在世俗文化中安置。與其說，“開漳聖王”是一種信仰，倒不如說是民衆生活方式的表徵，或者說是民衆潛意識裡的“自己”。這個“自己”同本體經歷艱難、痛苦、希望、歡樂……盛世時，這些符號意象靜坐在“心靈”的沃土，以神聖的力量托起一種信仰，“同沐”世俗生活的安樂。當這個“自己”成為族群普遍性的存在，集體的同一信仰也就產生。由此，一種代表族群的生活方式隨之產生。換言之，“開漳聖王”鏈接的祖先記憶、英雄記憶、信仰記憶、文化記憶構成了閩台信衆的價值意識，價值意識反饋於社會實踐，成為民衆認同的生活方式。這種生活方式通過儀式、叙事得到傳承、發展。擁有“開漳聖王”記憶的族群在心理上具有親近感，在情感上更能彼此接納和認同。因為在同一信仰之下，他們共享一套象徵符號、價值觀念、社會行為及與此信仰相關的傳統習俗。概言之，他們擁有同一文化。在西方的民族模型中，民族認同被視為文化共同體，“它的成員既不是同質的，也能够通過共同歷史記憶、神話、象徵和傳統而被統一在一起。”〔19〕基於文化記憶所產生的情感認同作為一種普遍性的認知，而這種普遍性的情感認同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基礎。
第二，“開漳聖王”進一步作為海峽兩岸同胞“民族”指示的意象與社會環境的變化息息相關。1895年，日本占據台灣，民衆平靜安寧的生活被打破。在外敵面前，祖籍地神明信仰的“民族”指示被喚醒。“開漳聖王”成為維繫台灣同胞民族信念的意象。殖民統治期間，他們嚴禁漢人祭拜祖先，禁止寺廟舉辦儀式，強制收取寺廟神像。台灣愛國民衆將宮廟中的神像偷藏在家中，偷祭原鄉神明、遙祭祖廟祖宗。這時候，“開漳聖王”成為台灣愛國民衆反抗殖民統治、表達愛國情懷的信仰載體，由此也啓動了“開漳聖王”民族共同體的指示。在這個意義上，“開漳聖王”凝聚著有民族共同體意識的“信仰族群”，“信仰族群”作為有機整體共享著文化和命運共同感。學者王強認為：“在國族認同層面，鄉愁并不依附於人們具體的出生地，但又扎根於涵蓋特定地域歷史與文化的時空疆界。如何確認‘鄉愁’的時空疆界，與‘情感共同體’的建構密切相關。”〔20〕“開漳聖王”的鄉愁指示自移民入台始產生，在殖民統治期間再一次強烈被喚醒，而情感的偏向推動開漳聖王指向“民族認同”。這是台灣民衆在殖民統治之下對於大陸情感認同的確證，也是他們“無聲”的反抗。
政治共同體的指向進一步推動“開漳聖王”指向民族共同體。2008年，馬英九曾兩度到嘉義縣大林鎮安霞宮參拜“開漳聖王”，希望庇佑其成功當選。同年9月，他果然履約向安霞宮贈匾“護國佑民”；2010年，台灣行政主管部門負責人吳敦義回故鄉南投縣參訪陳府將軍廟，許願兩岸互惠互贏。從2007年開始，漳州市政府每年都在開漳聖地舉辦中國雲霄海峽兩岸開漳聖王文化節；2023年，“開漳聖王”誕辰1366周年，台灣宗親百人團與詔安陳元光紀念館互送禮品，其中有一幅書法，書寫著“兩岸一家親”……這時候，“開漳聖王”的隱喻意義開始帶有政治的偏向。
當然，“開漳聖王”政治指示的成功建立在它文化認同、民族認同隱喻的基礎之上。正是開漳聖王文化共同體指示性的強大，召喚出了國族認同的情感需求，支撑了它在其他維度有效地傳承與發展。正如安東尼·D.史密斯所言：“集體性文化認同所代指的，并不是一系列跨越數代人而穩定不變的文化要素，而是一個特定的文化人口單元中的相繼幾代人所有的連續感，是他們對該單元的歷史中的早期事件與時代的共享記憶，以及每代人關於該單元及其文化的集體命運所持有的觀點。”〔21〕這種附著在“開漳聖王”的文化記憶，確保了參與者對自己的民族懷有主觀性的依戀，推動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形成。解決台灣問題，實現國家完全統一，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然要求，也是不可阻擋的歷史趨勢。但真正實現兩岸同胞的“心靈契合”，確實是一項長期艱巨的歷史性工程。〔22〕以兩岸共享的文化資源消弭兩岸之間的政治對立，建構可傾聽、可叙述的記憶文本，不失為可行之舉。
作為海峽兩岸同胞文化記憶、民族記憶的典型文本，兩岸民衆的情感、認同通過“開漳聖王”這一象徵性符號得到強化。在象徵符號之下，參與者皆是這個“共同體”下的人民。“開漳聖王”誕辰1366年，台灣百人團體前往詔安甲洲村的路上，沿途都有群衆自發出來歡迎。台灣宗親代表在采訪時直言：“真的太高興了，場面這麼好這麼漂亮，這種盛況，是我從小到大第一次體會。希望大陸的鄉親，有機會到台灣共同交流，我們是一家親的親人。”〔23〕台灣“開漳聖王”信俗文化聯盟理事長黃愈豐表示：“通過活動聯結了兩岸一家親的感情，而且讓我們的團員回到台灣以後，把這一次感受到的力量，能够在台灣做更好地發揮、發揚。”〔24〕透過一種共享的、獨特的文化，我們才能够知道“我們是誰”。自我身份的確定和歸屬，使得共同體成員能够在文化框架之內，遵守相同的道德準則和價值觀念，民族共同體的意識由此得到提升。
從中華民族共同體的角度看，“開漳聖王”文化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多元一體”態勢的一個縮影。除“開漳聖王”外，海峽兩岸民衆還有很多凝結共同記憶的叙述文本，媽祖、保生大帝、關公等記憶文本對海峽兩岸的不同群體進行聚攏。具有異質性的符號元素并非必須指向某一方取得壓倒性的勝利結果，各民族的符號可以在中華民族這一共同空間形成并置、聯結或競合的關係，以差異化的形式和相通的意涵為基礎，建立起具有高度凝聚力的符號文本體系。〔25〕換言之，海峽兩岸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建構有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嘗試從低敏感性的文化文本切入，啓動“同根同源”的意識，強化情感認同，形成專屬兩岸同胞的“共同體記憶館”，讓台灣民衆融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實踐中。
四、結語
“開漳聖王”由人到神，是集體記憶到文化記憶的轉變，而作為信仰的“開漳聖王”從大陸傳到台灣，則是文化記憶的延續和拓展。伴隨移民在台新家園建設的成功，“開漳聖王”成為幸福美好意象的投射，在世俗文化中安置。1895年，日本占據台灣。在外敵面前，祖籍地神明信仰的“民族”指示被喚醒。“開漳聖王”成為維繫台灣同胞民族信念的意象符號。政治叙事的參與進一步推動“開漳聖王”指向中華民族共同體。當然，“開漳聖王”政治指示的成功建立在它文化認同、民族認同隱喻的基礎之上。正是“開漳聖王”指示文化共同體的強大，召喚出了國族認同的情感需求，支撑了它在其他維度有效地傳承與發展。總而言之，“開漳聖王”作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強有力的文化文本之一，正向影響著海峽兩岸同胞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建構。而海峽兩岸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建構，旨在啓動兩岸同源的文化記憶，抵制“台獨”勢力割裂兩岸文化血脈的圖謀，促進兩岸和諧統一。
本文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閩台海疆文學文獻整理與研究（1602-1895）”階段性成果，批准號：21&ZD272。
注釋：
〔1〕石碩：《從中國歷史脈絡認識“中華民族”概念——“中華民族”概念百年發展史的啓示》，載《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3期，第1-12頁。
〔2〕〔17〕鄭曉雲：《文化認同論》，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年，第131頁，第103頁。
〔3〕〔4〕趙靜蓉：《文化記憶與身份認同》，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年，第2頁，第2頁，第36頁。
〔5〕馮月季，王麗雅：《文化記憶與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建構》，載《中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9期，第54-60頁。
〔6〕鄭鏞：《開漳將佐事略與集體記憶》，《中華文化與傳播研究》，2018年第1期。
〔7〕陳貞祥：《福建潁川陳氏開漳家譜》，廈門：廈門中山路新聲藝術社，1916年刻本，第14頁。
〔8〕周大鳴：《文化人類學概論》，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82頁。
〔9〕鄭鏞：《保生大帝信仰與閩南族群認同》，《閩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2期。
〔10〕江智猛：《開漳聖王信仰文化的形成與拓展》，《2017年廈門大學·第四屆陳元光文化論壇論文集》，2017年，第253頁。
〔11〕王琛發：《盛德世祀:南洋開漳聖王信仰文化——落地生根、跨海互動與慎終追遠》，《閩台文化研究》，2019年第2期。
〔12〕周啓航：《災害信仰的功能研究——以民國時期江南地區為例》，《今日南國(理論創新版)》，2010年第2期。
〔13〕謝文哲：《香火：閩南文化札記》，北京：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8年，第267頁。
〔14〕湯毓賢：《跨海建構的開漳聖王信仰》，《2017年廈門大學·第四屆陳元光文化論壇論文集》，2017年，第7頁。
〔15〕湯毓賢：《兩岸共仰漳台聖宗——台灣的開漳聖王信仰》，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41頁。
〔16〕李宏圖、王加豐：《表象的叙述——新社會文化史》，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3年，第141頁。
〔18〕[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論集體記憶》，畢然、郭金華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35頁。
〔19〕〔21〕[英]安東尼 D.史密斯：《民族認同》，王娟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4年，第17頁，第35頁。
〔20〕王強：《複調與變奏：台灣當代文學的“鄉愁叙事”——以余光中詩歌〈鄉愁〉為中心》，《華文文學》，2023年第2期。
〔22〕王強：《“春晚”的台灣叙事與兩岸“叙事共同體”的建構》，新聞與傳播評論，2020年第1期。
〔23〕〔24〕2023年3月7日於詔安采訪筆錄。
〔25〕曾明、龔婷、戴登雲、彭佳、張友、劉興全：《中華文化符號和中華民族形象的劃定原則及類型特點》，《民族學刊》，2021年第7期。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5年8月號，總第332期，P130-136）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