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8月6日電／最近一段時期以來，美國方面對包括華為、TikTok在內的多家中國高新技術公司實施制裁，據報道美國政府還擬對一些中國互聯網應用企業採取新的限制措施。另一方面，美歐數字服務稅爭端也在升級。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近日發布公告稱，擬對價值約13億美元的法國進口商品加征25%的關稅，以報復法國擬開征數字服務稅。此外，美方開始對歐盟以及奧地利、捷克、意大利、西班牙和英國等已執行或正在考慮數字服務稅的國家和地區發起“301調查”。
面對當前仍在蔓延的全球公共衛生危機，有人說一些國家之間圍繞高新技術發展的激烈競爭，將破壞以往的經濟全球化進程。但這真是高新技術的錯嗎？
全球化與美國霸權
新興技術和相關產業成為貿易保護主義及“逆全球化”現象中的一個重要觸發器，這在以往是難以想象的。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經濟全球化浪潮，很大程度上就是拜技術進步所賜，沒有20世紀下半葉以來人類在通信、網絡、航運等方面的技術發展，一個資本可以全球流動、人員可以便捷往來、服務貿易成為重要貿易形式的世界，是難以出現的。在此期間，美元也借助全球互聯互通的新型支付和清算體系，產生了“貨幣霸權”，美國還因其在通信技術上的巨大優勢，掌握了全球通信技術標準的制定權，形成了對全球通信的監控能力和“網絡霸權”，這是通常所說的“美國霸權”的重要由來。
美國——以及與之有同盟關係的一些西方國家，在過去很多年間，曾是新興技術及產業的領先者，也是經濟全球化的主要推動力量。不過，發達國家所推動的全球技術擴散，主要目的不是“先富帶動後進”，其中一個重要動力，乃是要進一步擴大其政治影響、建構更加牢固的優勢地位。英國學者邁克爾•曼就認為，全球化遠不只是在商業動機驅動下市場的全球整合，而是各種社會群體謀求擴張其集體權力和分配權力以實現其目標的結果。
美國在二戰結束後主動幫助歐洲原殖民國家重建工業基礎、向冷戰前沿戰略要地的盟友單方面開放市場，以及後來接受中國參與全球化進程，都是同一邏輯在不同時期的類似演繹，這也是過去一些年間“將中國納入美國主導的國際體系”這一話語的由來。
啟程於冷戰期間、服務於霸權競爭目的的全球化，在其展開過程中，也在強勢政治力量的塑造下，構建了技術、資本與國家的有機互動和回饋，即霸權國家為資本的跨境流動提供了政治支持，而資本在帶動技術擴散、獲取利潤的同時，也為霸權國家鞏固優勢地位創造了更好的物質與技術條件。
全球化發展的新篇章
然而，隨著冷戰結束、全球化的深入發展及其背後的政治和意識形態動力弱化，技術、資本與國家的關係在20世紀晚期以來的演變中，出現了一些與以往大為不同的新的現實，它們開始突破曾經有過的政治對資本和技術的駕馭。
這具體表現在：在技術隨資本力量的全球擴散中，一些非西方國家因其具有“後發優勢”，也逐步儲積起不可小視的技術能力和發展潛力；資本的全球擴張，改變了全球化起始之際的資本空間配置格局，新的超大規模市場也在以往的發達國家市場之外被創造生成，這個市場所支撐的新的資本積累與技術生長空間，並不完全受到來自外部的支配性力量的控制；與此同時，隨共同敵人的消失或不再明朗，在全球化初始期霸權國家利用全球化來壓制對手的動機和控制盟友的合法性均遭遇缺失，這使得美國不再有動力繼續“幫助”中國“融入經濟全球化”，也使得歐洲國家不再願意忍受美國利用資本和技術擴張而對其進行政治控制。還有，在資本全球化的過程中，資本與新興技術“共謀”，相當程度上顛覆了以往時代國家對資本的節制，使得發達國家不僅爆發金融危機，還在國內造成了不同群體間的利益疏離和政治撕裂。
技術發展、資本應用與國家意志這三者間的合作，曾經是20世紀下半葉較長時間內一些國家用以化解自身內部問題和對外塑造影響力的重要來源。在最新一輪全球化的前半段，強勢國家的政治意志主導了資本應用和技術擴展的進程，規制了全球化的路線和強度，但吊詭的是，當全球化的範圍不斷加大、程度不斷加深時，進入這一輪全球化的後半程，資本應用和技術發展相對政治意志的“獨立”性空前增強，由某一個霸權國家來獨享絕對性的技術優勢的局面不再可以維持。本是政治權力的延伸手臂的全球化，反過來卻成為了斷其臂膀的“砍刀”，這是全球化的動力提供者所始料不及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