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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評社北京9月28日電/美國強加給世界各國的帝國主義戰爭,給相關國家帶來難以估量的災難和損失。2018年的一項研究表明,自二戰結束以來,美國至少要對37個受害國的2000萬人的死亡負責,其中包括對1000萬至1500萬人的死亡直接負責。美國對南斯拉夫、伊拉克等國發動戰爭時,曾大量使用貧鈾彈,給當地居民的健康造成巨大損害。美國為何如此窮兵黷武?
近代以來的經濟全球化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全球化,資本積累則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向前發展的最大原動力。在平均利潤率日趨下降的背景下,資本積累只能通過大衛·哈維所說的“時間轉移”和“空間轉移”的方式,而要想實現“空間轉移”,從一開始就與戰爭和暴力密不可分。戰爭是實現資本積累的終極手段,資本積累則是發動戰爭的主要動因。對外戰爭為經濟擴張鋪路,戰爭是投入,經濟是產出,市場決定戰爭,戰場創造市場,這就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戰爭與經濟的辯證關係。
從對內角度看,可控戰爭可以刺激需求,由此帶動經濟發展。在私有化背景下,財富分配的總原則是“按資分配”,勞動者購買力不足,導致整個社會出現商品相對過剩。在這種情況下,資本投資日趨劍走偏鋒,將投資重心轉向高收入階層消費的奢侈品生產,以及依靠製造戰爭發財。
從對外角度看,戰爭可以打破限制資本擴張的藩籬和國家政策限制,幫助資本實現全球擴張和全球積累。戰爭的戰利品是帶來“經濟自由”,並引入法治,因為這能夠滿足企業持續發展的需要。資本主義企業總是在不停地尋找著新的空間,當需要開辟這些空間時,它們不會心懷憐憫。西方大國頻繁策動戰爭,並非天性邪惡,而是資本逐利本性使然。
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資本主義國家,資本積累是其對外政策最大的動力。對美國來說,通過暴力實現空間擴張已經成為不言自明的一項國策。從文化背景看,美國戰略文化的核心特征之一,就是對自身文明的盲目優越感,以及從骨子裡對非西方文明的鄙視。由此,美國在對有色人種發動戰爭時,幾乎沒有任何道德負疚感。美國學者約翰·考茲認為,美國將暴力視為理所應當,而且是在暴力環境中培育出來的。從階級結構看,美國內階級矛盾日趨尖銳,但又不可能通過變革生產關係根本緩解這種狀況,因此通過對外戰爭來轉嫁國內危機始終是其重要方式之一。有美國學者指出,願意發動戰爭是華盛頓國家韌性和嚴肅性的一個標誌。戰爭是新常態,是美國在全球事務上的默認立場。在華盛頓,戰爭是可預測的(甚至是可取的)生活方式,而和平則是不可預測的(也是不明智的)道路。
美國的歷史幾乎就是一部對外戰爭史。有統計稱,美國從1776年建國以來,240多年中有220多年的時間處在戰爭狀態。還有統計稱,自1776年以來,美國參與了53場軍事入侵行動。“9·11”事件後,有學者依據相關資料列出一份清單表明,從1890年到2001年,美國共採取了133項軍事干預行動。尤其是二戰後,美國每年對外軍事干預的次數,從過去1.15增加到1.29。1989年底以來,這一數字達到2.0,堪比帝國擴張時期戰爭增長的數量。
不管按哪種算法,“把美國人視為和平主義者是個幻想,他們是而且一直是歷史上最暴力的國家之一。”美國參議員威廉·富布萊特感嘆“我們已經令人痛苦地喜歡戰爭”,“暴力已經成為我們最重要的產品”。他還警告說,長期的戰爭狀態使美國正產生一個可怕的軍事官僚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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