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陽的說法可以代表很多體育教師的意見，記者在採訪過程中感到，由於“校園足球”概念受到全社會的熱捧，使得不少學校體育教師要額外承擔很多工作，“放學後帶隊訓練”，“休息日帶隊比賽”，如果再加上“校園足球教練培訓輔導”課程，體育教師的“義務勞動”時間將成倍增加，“雖然學校會給一定的補助，但因為沒有這方面的薪酬制度，這種補助也是象徵性的。”
因此，中國足球改革的“最後一公里”，必然包括學校體育教師要求“按勞取酬”的權利，而在亞足聯A級教練、全國青少年校園足球指導員主講師陳長紅看來，中國足球改革的“最後一公里”，除了提高學校體育教師的待遇之外，“政府部門應該鼓勵社會力量興辦青少年足球培訓機構，然後由政府部門出面購買這些培訓機構的社會服務，再分配到學校”，“這樣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學校體育師資力量不足的問題。”
“我個人覺得，首先，大家不要人為拔高校園足球的意義，校園足球就是讓孩子去踢，去玩，學校把足球當成學生的一種常規體育健身手段就足夠了。其次，是明確青少年足球培訓機構的業務主管單位，比如現在的基層業餘足球俱樂部，都歸當地足協管理，但以後是不是要歸教育部門管理？”陳長紅說，“因為我自己做了很多年青少年足球培訓方面的工作，所以對‘要讓校園足球、新型足球學校、職業俱樂部、社會足球等各種培養途徑銜接貫通’這句話感觸特深，渠道不暢通，做起來就事倍功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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