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諾登已向美國情報委員會提出請求，證明他披露美國情報部門大規模實施電話和網絡監控項目的細節給媒體的行為是正當的。但這很難讓他得到赦免。事實上，在當年阿齊事件上，美國一些政府部門表現出了想要把他置於死地的傾向。阿齊洩秘的舉動促使美國的立法者在1982年制定了《美國情報人員保護法案（Intelligence Identities Protection Act of 1982）》，該法規定揭露特工身份為違法行為。另外，斯諾登要明白，美國最終會像當年國務卿萬斯（Cyrus R. Vance）在1979年對待阿齊一樣，吊銷他的護照，（國務卿喬治•舒爾茨（George Shultz）在1987年再一次拒絕了阿齊申請護照的要求）。
斯諾登還讓自己受到了那些足以縈繞他一生的指控。就像批評阿齊的人士常把CIA駐雅典主管理查德•韋奇（Richard Welch）之死歸咎於他一樣，眾院情報委員會主席邁克•羅傑斯把恐怖組織多次改變通信方式歸咎於斯諾登所洩露的內容。
斯諾登的職業前景看起來更加慘淡。他可以出書，但斯諾登還可以披露的更多。阿齊是聖母大學（University of Notre Dame）的優秀畢業生，在他寫書之前，他有11年在厄瓜多爾、烏拉圭、墨西哥擔任特工的經驗。在他洩密以後，舒爾茨以阿齊收受錢財擔任古巴情報局顧問和訓練尼加拉瓜安保特工為由，對他提起訴訟。但對於高中輟學、特工經驗有限的斯諾登而言，他並不能複製阿齊的職業路線。
與阿齊洩密的動機相比，斯諾登的理想主義相形見絀。阿齊變成了一個堅定的去幫助美國在冷戰時期敵對政權的左翼人士。斯諾登堅信他披露的內容可以幫助結束美國的“傷害行為”則顯示出他的不成熟。隨著技術的日新月異，政府監控每一個人的能力也會相應提升。
即使是像阿齊這樣的聰明人，在晚年的時候也別無選擇。阿齊於2008年在哈瓦娜去世，在這之前，他經營了一家名叫Cubalinda的旅遊網站，專門吸引那些足夠大膽來到古巴旅遊的人——儘管這違反了美國當時對古巴實施的貿易制裁。如果斯諾登能夠以某種方式避免遭到抓捕和監禁，除了一生生活在陰影之中，他也沒什麼更多好期待的了，也或者說，他所聲稱要捍衛的信息自由根本就不存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