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為中國最高領導人之前，習近平花了40年的時間從基層辦公室（類似於西方的社區委員會）一步步達到今天的位置。這40年的職業生涯不僅給予了他必要的知識、技能與政治理解力，還讓他對中國百姓真實的生活與困難有了真正的瞭解。這種瞭解會反過來進一步鞏固習近平的願景，即將“個人的夢想”整合成一個整的“中國夢”，並以此來治理這個龐大的國家。
第二，習近平正在重新校正中國的“集體領導”。由毛澤東所創造的“集體領導”是中國精英政治最為重要的特質之一，雖然後來遭到了破壞，但經鄧小平修復之後，成為了接下來幾代中國領導人所奉行的制度。“集體”制度是為了防止權力過分集中在某一個最高領導人手中。正如美國詹姆斯•麥迪遜大學副教授楊毅（Yi Edward Yang）所指出的那樣，集體領導為中共黨內的制度化政治進程鋪設了一條道路，但同時因為需要凝聚共識，所在會拖慢黨面對危機時的反應速度。
這種模式也帶來了一些複雜的問題。西方分析人士經常把中國的集體領導和派系政治相提並論，似乎暗指實際上“集體領導”就是不同政治派系之間達成政治妥協。對於“集體領導”是否真的是“派系政治”的產物，中西方的學者各執一詞。對於習近平而言，他已經展現出了強烈的政治意願去拒絕並打擊黨內的諸多派系，尤其是在反腐運動的背景下。特別地，習近平曾公開反對搞地方“小山頭”、“小圈子”與“小團夥”。因為習近平要打擊派系勢力，所以對他而言，為了能夠讓政策得以順利地貫徹落實，在“集體領導”內扮演一個相對更強大的角色可謂至關重要。當然，習近平也必須成功地將中共長期以來的政治傳統和他的雄心勃勃的新願景協調一致。
是否在“集體領導”內部控制集權能夠有助於克服這套系統的不足現在仍不得而知。但儘管如此，不同派系之間的政治妥協應該不是現在及未來中國領導人的主要權力來源之一，在這方面習近平正在嘗試做出一些改變。
第三，公眾的期望和支持授予了習近平權力。例如，談到反腐運動，習近平解釋中國的領導人們很清楚，這是既是黨的任務，也是人民的期待。通過回應人民對實施真正的反腐措施的呼籲，習近平培養了公眾的期待和支持。而習近平相對堅決與果斷的反應也進一步鞏固了他在反腐風暴中的中心地位。到目前為止，對於“中共會失去政治合法性”的擔憂也被全國普通百姓的普遍支持所遮蓋，即便一些特定的團體還存在抱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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