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的國家們一直在請求我們，說既然中國有如此龐大的外匯儲備，為什麼不用它來建設亞洲的基礎設施呢？”
日本和美國的擔憂集中在中國計劃基於“中國版的門羅主義”，構築一個新的區域秩序——例如要求世界上其它國家“將亞洲的事務留給亞洲自己處理”。
從美日的這種觀點來看，中國就是“打著亞投行的‘幌子’，以水平、多邊貸款的形式，向其它亞洲國家提供垂直、雙邊的援助”。正如亞信領導人峰會決定要在亞洲安全事務上構築信任那樣，中國建立亞投行的意圖就是將美國的影響力從亞洲驅除出去。
中國將利用亞投行分割亞太，離間美國和它的亞洲盟友，削弱美日同盟，邊緣化日本並迫使美國離開這個區域。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不得不欽佩中國領導人推行該計劃的技術與戰略思維。莫非是美國前外交官和戰略家喬治•凱南（George Kennan）成了中南海的參謀？或者中國又出了一位現代版的孫子？
作為回應，日本需要採用同樣的戰略手段。第一，日本必須直接定位對全亞洲而言都是最為重要的議題。經濟增長、貿易自由化與基礎建設投資都可以。如果沒有經濟作依託，是無法持續在國家安全上對中國進行“再平衡”的。
從這個意義上看，在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TPP）上達成共識可謂至關重要。
然後，亞洲和太平洋地區也絕對不能分割來開。要理解其中的重要性，回顧一下1997亞洲金融危機後，日本提議建設亞洲貨幣基金會（Asian Monetary Fund，AMF）失敗的經歷應該就夠了。該提議在目標指導上並沒有錯誤，但提議之所以失敗，是因為其“聚焦亞洲”和排斥美國讓華盛頓大為光火。另外，從根本上講，還是因為中國的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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