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中國政府學習了某些政策，總體來說，1990年代以後，新加坡模式對中國精英的影響有限。機敏的中國觀察者發現，雖然中國政府經常表達學習意願，據稱派出2萬多名政府官員去學習，但實際上只採納了新加坡極少的公共政策。
習近平成為中國領導人後，新加坡模式影響力再起。習近平面臨的環境比兩位前任更有挑戰：經濟增長放緩，環境惡化呈災難性，社會不平等問題嚴重，腐敗橫行，與美國呈現初期戰略對立。
對於鄧，新加坡模式的吸引力在於經濟上的成功；對於習，吸引力在於李光耀所創建的人民行動黨的長期統治。鄧的歷史使命是帶領中國通過經濟現代化擺脫落後。習的使命是挽救中共內部的腐敗。
如果有一件事習近平要學新加坡，就是其在統治精英內部打擊腐敗的成功。在李光耀眾多廣受世界讚頌的事項中，提及最經常的成就，是把政府的腐敗保持在最低。據柏林非政府組織透明國際（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的調查，新加坡在2014公共領域貪污最低國家中排名第7。175個參與排名的國家和地區中，美國排名17，印度85，中國100。
可以合理推測，在李光耀的新加坡，習近平看到了兩個關鍵的有效解決方法——堅定不移地致力於最高統治者不可挑戰的權威以及來自頂部的持續壓力。因此，擔任最高領導者的兩年半來，習近平把反腐作為中心政治戰略。 |
